听完李昞的话，李泰的思绪顿时便被拉回了多年之前，他刚刚来到同州时入市采买的经历。那时候他便对西魏混乱不堪的货币流通情况深恶痛绝，并且还打定主意日后自己掌权之后一定要肃清改革一番。

  只不过日后随着他的事业越来越大，自己本身也逐渐脱离了第一线的市场交易，对于关中钱币不行的弊病感触便不再像之前那样强烈了。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所推动改造的水力大纺车大大提高了纺织效率，使得他名下产业所生产出来的绢布由于人力成本的降低和效率的提升，却又能享有相等的购买力，因此李泰对于货币改制的想法便越发的不像之前那样迫切了。

  毕竟用绢可以买来同样的商品，但他家的绢布成本却远低于市场平均水平，单单这一份差额就能让他在市场贸易中大得其利。山南道工商贸易发展之所以那么迅猛，与这一点也是密切相关。

  如今李昞将此旧事重提，而李泰也不再是之前区域性的势力首领，需要立足于整个西魏政权和社会来看待这一问题，视角和心态都有不同，便不能再像之前那样因为绢帛交易的利润而罔顾实实在在的社会问题。

  府兵勋士们由于除了维持生计，还要筹买置办许多军需用品。诸如《木兰辞》中所描写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使得这些府兵入市买卖交易的需求更大。西魏如今恶劣的货币交易现状，对他们而言就是极大的困扰了。

  毕竟这些军士个体入市交易不同于大宗的商品买卖，可以通过实物结算来弥补货币的不通。他们的交易需求既频繁，价值通常也不会太大，因此便需要极高的便捷性。

  用实物充当货币的交易方式，正所谓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谷则有负檐之难，唯钱行于世，才可济世之宜。

  讲到南北朝尤其是后三国的货币改革，就不得不提一嘴高澄。高澄在东魏武定年间主持进行货币改革，重新铸造北魏孝庄帝年间所铸永安五铢，并且这货币其重如文，以通行于世。

  但高澄的货币改革除了重新铸造足重之钱外，还规定诸市门悬称以称入市之钱的轻重，发行新钱的同时并没有禁行旧钱，只要旧钱足重便仍可入市买卖，大大降低了减重之钱和铅铁杂充的劣钱进入市场的概率。

  这种铸足重钱与市场管制并行的方式，使得东魏北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货币政策之稳定都冠绝后三国，以至于到了北齐后期就连租调都要折钱上缴。

  当然到了高湛父子时期的币制崩坏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凭这爷俩的折腾劲，给他们一个隋文帝的家业也遭不住起早贪黑的瞎折腾。

  北齐所统治下的河北地区，也成了当时天下商贸发展最为繁荣的区域之一。而高澄这种货币改革的思路，也为后世统治者所借鉴与沿袭。

  如果从阶级角度而言，铸币毫无疑问就是对民间财富的一次掠夺和洗劫。但是从货币金融角度而言，则就是给经济增添助力，让社会发展变得更有活力。

  李泰在将咸阳骠骑府巡视一番后，便带着人和钱这两个问题返回了长安。

  返回长安之后，他便先将度支尚书裴鸿并其他几名财务相关的官员一并招至直堂中来，商讨货币改革的一个可行方案。

  关中并不是没有钱，大统年间甚至还铸过两三次钱，只是因为钱币品质太劣，一直没有推行开来。像是长安这种交易需求旺盛的大城市，世道中倒是也有钱币流通，但是因为钱币的品质、样式等等各种原因，交易能不能达成也要看缘分，而因钱货引起的纠纷也不时发生。

  眼下的长安府库中，还存放着为数不少的钱币，主要都是大统十二年之后所铸。

  大统十二年独孤信平定凉州叛乱，之后河西走廊重新被打通，而东魏高澄也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于东魏境内推动币制改革，所以这一批的铸钱主要是为了应付新增长起来的贸易需求，还有就是到东魏境内去鱼目混珠的搜买物资。

  不过胡商们也不是傻子，当时的西魏在丝路贸易上也还没有确立起太高的话语权，没能借着这一波铸币洗劫一把。而东魏在高欢去世之后不久便发生了侯景之乱，整个河南乱成一团，也让东西方民间的商贸互动为之停滞。

  这一批钱币虽然散出一部分，但大多数还是挤压库中，偶尔用来霸府市买物资或者是赏赐功士，并没有在市面上真正的流通开来。

  这就是西魏当下的货币现状，民间乏钱可用，主要是缺乏市场认可度高的好钱使用，而官府的仓库中则堆积着数量众多的烂钱，也难用以洗劫民财。

  李泰当然不是要铸币以洗劫民财，而是为了解决切实存在的社会问题，所以既然要铸造新钱，那就要铸造足重的好钱。如此才能重新塑造市场信心，培养货币使用习惯。

  如今朝廷所积储的铜料数量也有不少，随时都可以开炉铸钱。只是后续钱币的投放和规范使用、以及对于私铸盗铸行为的监管才是推行新钱的重中之重。

  关中恶钱杂行久矣，一旦出现这种足重质美的好钱，第一便会引发囤积收藏，第二便会引发违法熔铸。新行的钱币长期在市场上流通量不足，发行了等于没有发行，反而会耗费朝廷的人力物力与执法成本，并且损害新钱的信用。

  对此李泰跟臣属们讨论一番之后，还是决定新铸钱币并不直接全面向民间投放，而是优先投入军市交易之中，先向军士们进行赊贷，在军市当中形成一个回流，然后再渐次放大投入的规模与范围。

  之所以要作如此谨慎的尝试与限制，还是关中的经济体量与河北相比仍小，加上赋税水平也比较沉重，一旦小民财富因为货币改革而出现了价值的巨大波动，甚至便有可能赤贫破产。归根到底，还是关中的社会民生对抗风险的能力仍然比较弱小。

  货币这样一个多年处于无序状态的交易体系再被重新启用，货币在与商品挂钩的同时，会随着市场信心的变化而出现高低起伏。这种起伏是官府都难以预判和控制的，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频繁的市场交易来逐步稳定。

  这个过程难免会出现一些投机行为，钱涨铜高、谷帛如土，赌对了那就喜笑颜开，赌错了难免倾家荡产。

  李泰作为政策的决策人，也做不到控制所有人的思想行为，他能做的就是用谨慎的态度逐步去推动，给社会预留下足够反应和消化的时间，尽量降低币制改革给社会财富带来的猛烈冲击。

  在经过一番讨论之后，铸造新的钱币这一事情便被立项、加入到接下来的政府事程之中，而新的货币则就拟定为“同治五铢”。

  铸造同治五铢，是为了满足国内的市场交易需求，但如今的西魏同样也有着大量的对外贸易。像是陇右、蜀中、山南，包括陕北都进行着许多对外的商贸活动。而且接下来淮南还要建立一个与南梁之间商贸互市的自贸区，用与江东之间进行市贸。

  河套地区所设立的灵州总管府以及下辖的五原定边城，同样也兼具一个与塞外胡部进行互市的职能，从而加强对整个漠南地区的渗透和影响。

  眼下李泰对内推行的货币政策是为了激发社会活力，所以在境内货币供应充足之前，是不考虑将同治五铢钱向外推行。钱虽然不会长脚，但是人会。

  为了避免大量的同治五铢借着对外商贸流出于境外，除了对同治五铢的使用场景加以限制之外，李泰还打算铸造一种新的专门用于对外商贸的货币，暂时拟定为同治万国钱，与同治五铢的兑换关系是以一当十。

  这种当十钱只能用于对外商贸，不准在境内流通。这自然就是为的掠夺境外商贾之利了，只要这些外贸商人想要进行商贸，就需要卖出自己的商品以换取万国钱，否则那就不能入市交易。至于给李泰提供信心的，除了西魏越发强大的军事实力之外，还有蜀锦和砂糖这种绝对强势、舍此别无的商品！

  不过在这两种新的货币正式铸造推行入市之前，还有一些防范工作要进行，那就是尽量扫清市场上存在的铜料，以及控制好一众储铜大户。

  同治五铢钱因其足重的特点压低了私铸的利润，只需要提防通过各种渠道退出流通市场。同治万国钱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高利润外贸货币，一旦被大批的私铸坏市，那影响可是非常恶劣的。

  关中钱贱，连带着铜的价格也不是很高，并不是表现强势的商品，因此民间正常情况也不会大笔储存。而拥有大宗铜料的，往往就是沙门佛寺。

  在各种因素累加之下，李泰也觉得长安这一场持续两个多月的大辩论应该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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