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皇帝问王安石：“不知爱卿所有改革的措施，以何为先？”

  王安石回答说：“变风俗，立法度，为方今之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固国本。”

  又过了一年，神宗皇帝任命王安石为宰相，主持政事，全面推行改革，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兔役、市易、保马、方田等一系列新法陆续颁布施行。

  与此同时，由于新法推进的仓促性和局限性，大地主、大官僚利益的勾连及干扰，基层官员理解和政策执行等问题，新法推行后产生的矛盾不断暴露出来。

  每日的朝会上，大臣们都在激烈的争执之中，许多人喜欢用保守派和改革派，好人或坏人来区分历史人物，其实历史人物并非是非黑即白，而是立体多面的。

  这一天，吕御史中丞首先发难，上奏弹劾王安石：“置诸率辅，更张法制，天下必遭其祸。”

  范谏官批评王安石：“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

  李谏官上奏曰：“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

  司马光上奏曰：“今陛下以王安石为政，尽变更祖崇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灭之，弃者取之。”

  神宗皇帝明显站在王安石一边，批评反对者：“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于事无补！新法变革势在必行，朕宣旨将吕御史中丞、范谏官、李谏官贬谪外地，司马光安排去洛阳专心编纂《资治通鉴》一书！”

  “谢主隆恩！”司马光只得辞官去编纂《资治通鉴》了。

  后来，随着朝廷中皇亲国戚，肱股老臣反对新法的人数增加，神宗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神宗是孝子，特别受不了来自太皇太后、皇太后的压力。

  一天晚上，神宗去向太皇太后请安，那知道皇太后早在此等候，皇太后拿出一幅郑侠创作的《流民图》来给太皇太后和神宗看，图上描绘旱灾农田颗粒无收，饥民们流离失所，对着苍天，一路困苦嗟叹。

  神宗不安地问道：“真有流民像图中这样？朕收到地方久旱的奏报，已安排大臣去慰问，拨款、免税了！”

  皇太后生气地说：“王安石乱天下，旱由安石所致，贬谪安石，天必下雨！”

  太皇太后也赞成皇太后的想法，劝说道：“当年，仁宗先帝就对王安石的改革存有疑虑！”

  第二天上午，神宗找来王安石，叹着气说：“新法推行，成效尚不明显，士大夫中也多有不悦，百姓也多有不便，不如先缓缓？”

  王安石热血沸腾地说：“我知道陛下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我感慨，这天下的事就像煮汤，下了一把火，接着又泼一勺水，哪还有烧开的时候呢？”说完，王安石就以自己身体有恙为理由，辞去了宰相职务，直接回金陵养老去了。

  过了一年，宋神宗感到变革离不开王安石的筹划，复拜王安石为宰相，但朝廷中反对势力依旧强大，新法支持者内部亦有分歧，王安石又恰逢儿子壮年因病逝世，悲痛欲绝，又辞去了相位。

  但是，宋神宗坚持变法以求富国强军的梦想一直没变，他只好亲自主持变法，在他所有的改革中，对朝廷职官制度的改革最为有效，史称“元丰改制”。通过改制削弱了宰相的权力，裁撤了部分重叠冗散的机构和冗官，减少了行政开支，赋予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实权，统管中央行政，官员的品级、俸禄及升迁都按新颁布的标准执行。但总体而言，宋神宗的所有改革措施并没有到达预期结果，特别是强军的梦想基本是纸上谈兵，这一方面是大宋“扬文抑武”的祖训，另一方面是大宋的经济富庶，老百姓有很多的就业挣钱机会。

  话说西夏少主李凉祚，自从他同没藏讹的儿媳梁氏联手杀死了专权独裁的舅舅、摄政王没藏讹大将军之后，又杀光了没藏讹的全族，夺回了发号施令的权力，从一个前台木偶小国王变为了实力派，他还是表面向大宋称臣为藩国，在国内依旧称帝制。

  这一天朝会，李凉祚接连颁布了几道圣旨，他命令道：“从即日起，我西夏国全面恢复使用汉礼、汉仪和大宋官制。”

  两旁文武官员齐声和道：“皇上英明！”

  李凉祚又对使臣说：“朕任命你为宣徽南院使！你立刻去趟大宋东京，向仁宗皇帝朝贺，代表我献上骏马、骆驼各50匹，并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等书籍。”

  “喏，谢主隆恩！”

  过了一个月，使臣回来汇报说：“这是大宋皇帝赐给您的《九经》，大宋接受了骆驼贡品，但没有接受我们的马匹，仁宗对我们使用宣徽南院使的官衔好像不太满意。”

  “仁宗怎么说呀？”

  “他说宣徽南院使称呼不适合西夏使用，要您遵守册封诏书上的规定。”

  “好，朕知道了！”

  又过了数年，西夏少主李谅祚羽翼渐渐丰满，恰逢宋仁宗驾崩，宋英宗登基，李谅祚想试探一下大宋新皇帝的虚实，派出了一名蛮横的使臣叫吴宗的亲信率队前来贺喜宋英宗登基。

  吴宗率使团来到大宋边境城市延州，按照大宋的接待制度，地方上需要派出官员作为“引伴”将其送至首都东京，延州知府就安排延州官员高宜一路陪同。

  当吴宗率着使团行进至东京大顺门时，他突然对随行的大宋官员高宜说：“高大人，等一下，我们下马换上朝服，佩戴官饰！”

  “好的！”

  吴宗从行囊中拿出衣服及配饰，所有人换上了同大宋基本相同的西夏官服，每个人还同时佩戴了同大宋官员完全一致的金鱼袋。这鱼袋是宋朝官员独有的标志，分为金鱼袋和银鱼袋，是用金线和银线绣饰而成，四品以上官员才可以穿紫色朝服配戴金鱼袋，四品以下官员则配戴金鱼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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