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税改制度，内阁诸位阁老一阵犯愁。

        这些日子，内阁曾多次议论，始终没有一个可行的政策。

        天武之前的户部掌全国疆土、田地、户籍、赋税、俸饷及一切财政事宜，内部除了户部户部司务厅，在各省还设有清吏司掌管本省钱粮，亦兼管其他衙门的部分庶务，职责多有交叉，如户部浙江清吏司、户部湖广清吏司、户部陕西清吏司等十几个，主官为五品郎中。

        天武二年朱慈烺实行文武分治后，户部收税和发放俸饷的职能被单独拿出，交由财政部主官，户部只负责全国疆土、田地、户籍等事宜。

        户部尚书张国维毕竟管理过赋税，对税改还是有一定的看法，他首先发表看法。

        “三代之贡、助、彻，止税田土，魏晋有户、调之名，有田者出租赋，有户者出布帛，田之外复有户矣，唐初立租、庸、调之法，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麻，户之外复有丁矣......”

        “杨炎变为两税，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虽租、庸、调之名浑然不见，其实并庸、调而入于租也；相沿至宋，未尝减庸、调于租内，而复敛丁身钱米......”

        张国维到底是博学之人，读的书多，张口就从夏商周三代起，逐步分析各朝各代的税改政策，摆事实、讲道理，一通大道理下来，众人听得津津有味，就是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

        邱致中听的云里雾里，忍不住道：“张阁老，那按您的意思，我朝的税改该如何进行才能彻底杜绝皇爷所说的淋尖踢斛之弊政？”

        “这个嘛.......”

        张国维喝了口茶，润了润嗓子道：“杜绝淋尖踢斛之弊政，无外乎地方官吏利用税制漏洞进行贪墨，朝廷只需统一规定斛的具体容量，缴纳持平斛顶，不许冒尖即可......”

        张国维说的法子，其实是效仿银圆制杜绝火耗，因为银圆是分量和成色是固定的，这就是不需要融化百姓缴纳的碎银子产生火耗了。

        统一斛的容量，如果百姓缴粮，一斛就是一斛，两斛就是两斛，粮食不冒尖，自然也就让官员没了踢斛的机会，可谓是简单粗暴。

        此话一出，教化部的李岩站了起来，提出了反对，他觉得张国维的办法治标不治本。

        因为地方官员之所以淋尖踢斛，所用的理由是粮食运往各地仓库的过程中，会产生损耗，并非统一度量衡就能解决的，

        比如一个县需收税粮一万石，从县仓库装入麻袋用车马运往府或者省仓库，装运和运送的路途中必然会产生一些损耗，到了上面称量的时候，说不定只有九千九百石了。

        那少的一百石粮食怎么办？足有一万多斤呢，难道要地方官府自己补贴吗？（《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认为明代一石重153.5斤，明代一斤重594.6克，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188斤）

        显然不可能，地方官肯定想方设法的还要从百姓手里要粮食补足这一块。

        内阁诸臣微微点头，皆是觉得此话有理，鸿胪寺卿冒襄忽然道：“如果让朝廷补这些损耗的话，每年大概要多出多少石粮食？”

        冒襄出生世代仕宦之家，没下过乡，也没当过地方官，无法了解地方上的行情。

        李岩没有嘲笑他的无知，只是微笑道：“那得看地方官府的胃口了，损耗是他们报上来的。”

        细细一想，冒襄恍然大悟，这就是个无底洞啊，遇到贪得无厌的地方官，说损耗了几万斤，朝廷也无法细查。

        这一个地方就损耗几万斤，大明全国近两千个州县，每年光是补损耗就是天文数字。

        这个提案行不通，海事部尚书沈廷扬提出了学习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将税粮重新改为缴纳银圆，由朝廷从百姓手中购粮存储。

        听着诸人议论，杨廷麟认真听着，他将目光看向了欲言又止的财政部尚书黄宗羲，道：“黄部堂，你来说吧。”

        自前年程国祥病逝，四十出头的黄宗羲便接任了财政部尚书一职，这两年他可谓是兢兢业业，也不研究虚君思想了，一门心思的搞赋税思想。

        听到首辅大人点名，黄宗羲站起身来，道：“吾见天下之田赋历朝日增，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明两税，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银差，盖十年而一值，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何谓积累莫返之害？若夫定税则如何而后可？故条鞭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

        黄宗羲说话与杨廷麟一般的慢，只是没有杨廷麟那种笼盖四野的气势，他先是顺着户部尚书张国维刚刚总结各朝各代税改制度的弊端，又分析了张居正一条鞭法的弊端。

        他最后总结出一个道理：每次税制改革都很操蛋，没改一次，都会导致赋税的进一步加重，贻害后世！

        杨廷麟等人听得若有所思，而司礼监几个大太监则是一头雾水，暗道这是什么狗屁理论？

        邱致中心里mmp，脸上却笑嘻嘻问：“阁老此话怎样？咱家可是听说了，张太岳（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是力挽狂澜之举，使我大明有了万历中兴，如何是弊政了？”

        黄宗羲礼貌道：“太岳公的革新之举，的确扭转了我大明神运鬼输、亦难为谋的财政危机，但他的弊端也是极大的，尤以底层百姓为重。”

        “怎么讲？”

        邱致中询问，接着又道：“烦请阁老说的通俗一些。”

        黄宗羲心里骂了句文盲，便道：“我朝初时，税收直接征粮、布匹等实物性的东西，太岳公的一条鞭法后精简税收，改纳粮为银税，理论上这是好事，使朝廷的税收更加便捷。”

        邱致中认真听着，看他能说出什么花来。

        黄宗羲接着道：“然而缴税的农户非常不便，因为农民需要把自家生产的粮食等农副产品带到市场上换取白银，然后才能够交纳。”

        “如此一来，便导致了商人成了纳税人收税人之间的牙人（中介），可以任意压低粮价，以便获得高利润，农民用大量粮食仅仅换来一点点银子！”

        听到这里，邱致中再蠢也明白了。

        说白了，农民种粮食要等粮食卖了之后用白银交税，其中会受到商人的层层剥削！

        农民本来只受官府盘剥，自从改用白银缴税，又要受到商人的盘剥，所以就更苦了。

        黄宗羲总结道：“田赋征银，银非农业生产之所出，纳税者因折银而加重负担，百姓苦矣！”

        他没有直言，万历朝的经济繁荣，其中部分不过是虚假的表象而已，因为每到税收季节，大批农户纷纷到市场卖粮，商人忙于到市场收粮，市场显得繁荣一片。

        由于当时国内白银稀少，需要更多的粮食才能换取一点点白银，所以，农民往市场运送的食量就多起来，运送白银的车辆也多起来，市场更加的“繁华”起来。

        殊不知，市场越是繁华，农民越是贫困，最终获利的，是官府和商人！

        这个道理，不少掌权的上层人物都清楚，朱慈烺自然也清楚，所以这些年他实行了“商人缴银，农户缴粮”的税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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