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陶净非来说，这些海河沿岸的防空火力群，只要能敲掉的还是要尽可能的打掉。因为这些阵地不仅能够对空中进行火力封锁，对地射击一样杀伤力惊人。在抗联航空兵撤出战场之后，这些高射炮群和高射机枪群，调转自己的枪炮口，也加入了日军战场火力支援群。

　　在作战之中同样给抗联的攻击部队，带来不小的损失。如果能敲掉主要攻击方向的日军高射火力点，也可以减轻一线作战部队的压力。不过陶净非在给该部的命令上，也再三强调只能使用单炮直瞄精确射击，而不允许采取覆盖射击的战术。

　　抗联自己就是使用高射武器平射，支援地面作战的行家。自身装备的多种中小口径的高射武器，几乎每一次作战行动之中，在对地支援上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对于日军这些平射的高射武器威胁，不用在战场上去用血换来代价，自己就已经清楚中间的利害。

　　所以这些高射武器群，必须要尽可能的清除掉。因为一门十三毫米高射机枪，或是一门双二十五毫米高射炮，就可以封锁一条上千米长的街道。而这种街道在天津城区之内，数量相当的有限，基本上都是攻击部队主要攻击路线。敲掉这些高射火力，可以减轻攻击部队的压力。

　　在调整完毕部署之后，陶净非没有经过任何的犹豫，立即展开新的攻势。但是无论在河东战场，还是河西战场。分散建制，并不意味着部队要彻底的全部打乱。如果彻底的分散攻击，部队将无任何的应变能力。

　　所以他要求两个方向，所有参战部队每个师，都要各留一个完整建制的团不要打散。一线作战各个部队，每个团也至少要保留一个完整的建制营。一线作战部队与二线作战部队之间的间距，不能拉的过大。

　　同时对金汤桥的部队不打乱建制，还是以营为作战建制，对金汤桥一线保持足够的压力。在保持向金汤桥一线的攻击部队，建制完整的同时。他给该部每一个连，都配备了两门七十六毫米加农炮作为直瞄火力。所有的高射机枪和双二十三高射炮，也全部被他调进城参战。

　　除了原定向金汤桥一线进攻的部队之外，所有的坦克部队全部被以连为建制，下发给每一个团，攻击重点除了金汤桥之外，就是各部队作战范围内，已经暴露出来的日军炮兵阵地。他给坦克部队的指挥员命令就一句话，向着日军炮兵阵地所在位置见缝插针穿插。

　　陶净非给坦克部队下达的命令，就这么一句话。什么作战计划，作战范围统统都没有。当然还有一句话，就是我只要日军的炮兵阵地。不过考虑到在陌生的城市环境之下作战，对能不能有熟悉战场所在城市的向导相当的关键。

　　他给眼下聚集在自己指挥部内的，几十名天津地下党的工作人员。每人配发了一支冲锋枪，四个弹匣外加四枚手榴弹，突击学习了一下怎么开枪、投弹后。给每个人脑袋上扣了一顶钢盔，不管愿意不愿意，都给加强到一线作战部队充当向导。

　　搞的此刻在他指挥部内的天津地下工委书记，身边就剩下一个宣传部长、外加学委书记，和几个地下交通员。对于陶净非的这个做法，地方上的同志多次提出抗议。甚至那位书记得知杨震已经抵达海光寺后，多次要求与杨震见面以便交涉。

　　这位书记认为，天津地下工委现在已经动员了一大批熟悉天津情况的党团员，到抗联各个部队充当向导。留在海光寺抗联指挥部的这些人，都是天津地下党的骨干和各级干部。如果一旦损失过大，整个天津地下工委就相当于彻底的瘫痪了。

　　尤其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掌握着单线联系的秘密情报渠道。这其中不仅有日军的，有重庆方面和汪伪政权的。可以说整个天津地下工委，甚至晋察冀社会局的秘密关系和情报资源，都掌握在这些人手中。一旦出现大量的牺牲，那么就意味着很多的情报资源都要失去联系。

　　为了保证这些手中掌握着大量情报资源，以及统战关系的人员安全。当初抗联一打进天津市区，除了极个别联络不上的人员之外，天津地下工委第一时间，便将他们全部的撤了出来。不能不说天津地下工委，为了保护这批干部煞费苦心。

　　陶净非的举动，让这位大革命时期入党，久经考验、地下工作经验丰富，但并不知道抗联已经调整战术的老资格党员很是不满意。这算什么事情？已经想办法给你们调集了这么多向导，基本上满足你们每个攻击营，都配备了一到两名向导，你们怎么还嫌不够？难道真的要把天津地下工委所有人员，在此战之中一锅端了才能满足你们的需要。

　　只是对于这位党龄与自己年龄差不多大书记的抗议，杨震只是说了一声抱歉，并未制止陶净非的做法。因为杨震知道政委出身的陶净非，能下这么大的一个决心，说明他已经决定破釜沉舟了。

　　否则也不会在天津地下工委的同志，已经选派出这么多的向导，还依旧感觉到不够用。所以杨震除了说了几声抱歉，并表示会交待部队保护好这些人之外，并未对陶净非的做法给与任何的干涉。

　　尽管那位地下工委书记，外加时任天津地下工委学委书记，当年他在北平大学法学院读书的同班同学，怎么苦口婆心、晓以利害，杨震也没有吐这个口。对于杨震来说，没有什么比现在的天津战局更加重要。

　　不尽快解决天津的日军，按照眼下的战局再这么打下去，这平民的伤亡数字将会越来越大。而且一旦拥有大量轻工业的天津城一旦打烂，那么这个损失和代价也太大了。破坏容易，想要再建设就难了。

　　杨震替陶净非压住了阵脚，前边的陶净非则以最快的速度调整着部署。虽然在重新部署的时候，陶净非进行了最周密的调整。但战术调整之后，究竟能打成什么样子，他的心中依旧没有底。整个天津城的这个八卦一样的城市结构，实在是让人头疼。

　　其实这次天津作战，从打响其实就一直让陶净非很是伤脑筋。外围作战虽说日军抵抗也相当的顽强，杨柳青、军粮城、小站、大沽口、北塘等各个要点，也是经过反复争夺才最终确定归属。但对于陶净非来说，这都并不是真正让他头疼的。

　　外围的战斗虽说也艰苦了一些，但是与现在正在进行的巷战争夺相比，可以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让他头疼的是进入巷战阶段之后，整个战斗的艰难性和不确定性，尤其是情报上的不足。

　　天津日军指挥官很狡猾，在城郊战斗的时候，虽说也反复争夺每一个要点。但是对于兵力的使用上，却始终牢牢掌握着一定的节奏。同时城内的炮火支援，也只动用了部分的炮兵，将地面炮兵的主力都隐藏起来。直到进入城区作战，其真正的炮兵实力才全部展现出来。

　　整个城区全部被日军炮兵，早就设置好了标尺。各个炮群都有自己固定的作战方向，再加上机动炮群的配合，让抗联各个方向的攻击部队，每向前进一步，都要遭受大量的炮火覆盖。与日军交手这么多年的陶净非，还是第一次遭遇到一个局部战场的日军，火力这么密集。

　　这还不是陶净非遭遇的最困难的事情，最致命的问题就是情报上的缺失。从天津外围战斗打响一开始，日军便对天津进行了严密的封锁。包括伪军和伪政府人员在内的所有中国人，就连伪高官在内一律不许出城。

　　将城内的伪军所有高级指挥员，与伪政府的所有能够接触到军事问题的职员，全部集中到一处严加看管。所有的伪军与伪警察，则全部打乱建制，编入日军守城部队作战。别说活人不许出城，就是死人也不许出城。

　　期间不管什么原因死亡的中国人，都不许出城下葬。尸体与棺木要么暂时存放在家里，要么送到天津日本人开设的火葬场火葬后带回家。反正就是一句话，不仅活人不许出城，死人也不允许出城。

　　日军封锁过于严密，导致城内的情报送不出来，城外的侦察人员根本进不去。天津地下党的多部秘密电台，又被日军宪兵队采取轮番停电，全市禁止销售电池而全部破坏，失去了与城外的所有联系。

　　直至战线已经推进到天津市区，但是对于天津的城防工事结构以及布防态势，抗联天津前线指挥部依旧掌握的一鳞半爪。就连天津日军的指挥部所在位置，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究竟藏在那里。

　　尽管抗联调动了相当多的情报技术部门参与作战，但始终未能锁定日军指挥部所在位置。因为自天津攻坚战打响后，原来联络频繁的日军天津指挥部，多部大功率无线电信号，就好像全部消失了一样。

　　十五瓦的电台倒是发现了十几部，但是分布范围几乎遍布整个天津城区，根本就无法确定那一个才是日军指挥部的位置所在。至于十五瓦以下的五瓦和两瓦的战术电台数量更多，很难查清楚究竟是日军什么级别指挥部使用的。

　　当进入市区后，各部队只能犹如盲人摸象一般摸着打。甚至战役发起之初，他指挥部所用的那几张天津城区地图，还都还是民用版本的。如果不是在海光寺战场，缴获了几张日军使用的天津城区军用地图，恐怕他连一张详细的天津城区地图都没有。

　　民用地图虽说也是地图，但与军用地图是两码回事。民用地图上所有的东西清晰度，与军用地图压根就没有办法相比。对于攻占天津这样的战役规模来说，这种准备工作无疑是相当不充分的。

　　像攻占天津这样的就连战术情报都不多，甚至可以说少的可怜的战役，也算是久经沙场的陶净非还是第一次碰到。在这种大量居民聚居的城市，像现在的这种乱仗，让他只能每一个部署调整，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能下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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