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豆卢钦望拜相一事，朝廷中还未有定论，但政事堂中已经出现了重大的人事调整。

　　原鸾台纳言姚璹上表自辞，并荐侍郎杨再思继任宰相并主持鸾台事务。圣皇予以批准，并以姚璹为麟台监。杨再思拜相之后，便即刻举荐郑杲担任洛州长史。

　　郑杲就任洛州长史后，接下来便上书陈事，直言朝廷迁民编户存在重大的失误，大量生民虽已在籍、但却都是虚户，根本无田可授，农时错过、已经是民疾如火，若再放任不理，入秋之前，河洛之间必会饿殍遍野。

　　基于这一点，郑杲提出两条解决的策略，第一是整顿漕运，加大江南漕米的输济力度，第二是以役代耕、以工为赈，征集已经编入籍户的丁男参与漕渠运输，确保各边土贡并秋税诸物能够准时运抵神都。

　　同时诸州庸工折课入钱，作为朝廷整浚河道、增加漕运量的工事本钱。同时在朝百司捉钱令史兼领工长，组织丁力参与河道输济。

　　此议一出，顿时成为朝局之内的焦点，毕竟大势倾轧再怎么激烈，百官也都各有衣食耗用的实际问题，而朝廷如今财政状况也已经到了极为危险的地步，甚至一些流外胥员都出现了俸料被克扣剥夺的问题。

　　对于洛州长史郑杲所提议的改革方案，圣皇武则天也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度，制令百司各荐能士，随堂参议，尽快整合出一个行之有效的方略出来。

　　与此同时，圣皇又制令吏部天官补授相关的人才，选任相关诸司。李潼的丈人唐修忠及时进献一份《伊洛水文图籍》，详录河洛周边河流川渠概况，得以脱颖而出，被选授为都水使者。

　　这一系列的变故，集中在了四月中旬的几天，几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便奠定了一个改革漕运的基础。

　　而且李潼在这当中参与度极高，除了最开始几桩高层的人事调整是通过政治交换完成，后续无论是郑杲的进言，还是唐修忠的献书，其实都是作为代王喉舌而发声。

　　李潼也并不忌讳掩饰他干政的痕迹，因为这件事本身就是当务之急，而且从他结束服丧、回到神都开始，便已经跟他奶奶进行了一系列的沟通。

　　此前之所以迟迟难行，那是因为要作这样一件牵连广泛的事情，没有一个相对成熟的班底。任何内政方面的改革，无论方案多么成熟，一定会触碰到一些人的利益。

　　如果所组建起来的事务班底彼此之间还互相掣肘，不能通力合作，那么无论朝廷当下恶劣的财政，还是紧张敏感的气氛，都不足以支撑不成熟的尝试，只会加大朝廷的内耗。

　　而且说实话，李潼此前种种陈策，其实也都难免纸上谈兵之嫌，武则天就算对此有认同与看好，真正将要落实的时候，也难免有些犹豫不定。

　　不过，西京飞钱获利惊人，也激发了武则天的信心与底气，开始重新审视、评估这一系列事务调整的可行性。再说有了飞钱方面的财政补充，即便这一轮改革不能达成预期的效果，也能有外财托底，不至于让朝事崩溃。

　　对于李潼来说，在眼下这样一个时机推行这一系列的改革，是在保证争权夺利的同时还能不废正常的内政朝事。

　　一旦这样的改革潮流掀起，他的代王府一系官员们，便不再只局限于时局之内的势位争夺，而是扎根于利国利民的国计内政之中，安全性无疑更有保证。

　　比如郑杲的提议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那就是来自江南的漕米。

　　在此之前，江南当然也有米粮解运京畿，但却是包含在田租户调中，并不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提出，因此在财政度支中也就没有获得该有的正视。

　　但事实上，经过六朝开发，江南诸州开发程度已经不低，特别是随着关中天灾人祸不断、旱涝歉收常有，来自江南的田租贡物在整个朝廷财政税收当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高。

　　像武周后期，频有江南宰相登上政坛，开元时期，甚至就连远在岭南的张九龄都能成为一时名臣，无不体现出江南人在时局中的话语权越来越重。而这背后，除了各种正常与不正常的朝事调整之外，关键的一点那就是话语权是由钱粮打底的！

　　李潼的班底中，本身就有着大量江南人的存在，借郑杲之口独立提出财政中的漕米这一概念，既能号召更多的江南人加入，也能增强整个派系在时局中的影响力。

　　类似姚璹这种江南宰相，如果只是单纯的因循权势立足于时局之内，根基其实很浅，无论是关中人还是河北人，都不怎么将其放在眼中。仅仅察觉到一个旧案重翻，便能吓得战战兢兢，要主动退位避祸。

　　可是如果江南漕米在财政中被独立强调，进行度支运算，那么意义就截然不同了。既想要江南人的米粮，还不把时局中的江南人当盘财，难道整个江南就全是冤大头？

　　所以在与杨再思达成共识后，李潼并没有特别强调要保住姚璹，而是把推荐郑杲担任洛州长史作为一个条件。

　　一则姚璹作为杨再思的举荐人，杨再思是有一定义务维护他。二则一旦进行漕运改革，增强漕米的重要性，姚璹这个主动退位让贤的江南宰相，政治上本身就获得了从容余地。

　　事实也正如李潼所料，当朝臣们针对漕运改革进行议论的时候，姚璹也被频频提及。他作为久参机要的前宰相，如果能够投身此中，无疑是能发挥出极大的作用，很难被忽略，如果只是在朝担任麟台监这个闲职，无疑是非常的可惜。

　　所以有关姚璹的任命，朝廷中谈论最多的几个选择，便是汴州或者豫州刺史，还有就是扬州大都督府的上佐。

　　四月下旬，在李潼没有过分干预的情况下，姚璹最终还是被选任为汴州刺史，担任这大运河沿岸重要的上州之一的官长。

　　至于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则不作调整，仍由格辅元担任，只是给格辅元加了一级散阶，以示这一职位更加显重，督促勤功。

　　得知姚璹得获这一任命后，李潼也是不免唏嘘。姚璹并不是第一个跟他有交情的宰相，在其之前，还有一个沈君谅，同样是官居麟台监，同样是出身江南的宰相，却没有姚璹这种好运气，直接被绞杀于残酷的朝堂斗争中。

　　对于沈君谅的死，李潼一直是存几分心结的。如果不是自己，沈君谅未必就会拜相，也未必就会死在朝中。

　　当时的他，势位仍浅，自身也只是勉强维持，甚至要跑到关中避开武周革命一系列的纷争，即便有沈君谅这层关系，也根本没有资格加以借用。同时，当沈君谅大祸临头时，他也没有能量予以救助。

　　内政方面的改革，本就是大势所趋，不过是因为李潼的推动而提前引发。所以在这一系列的朝议中，他所预谋的许多目标也基本完成，甚至还有一些意外收获。

　　比如说一直暗搓搓给他上眼药的狄仁杰，在这一轮的职事调整中，便被从南省踢出，转而担任司宾少卿的闲职。

　　至于远司宾卿豆卢钦望，虽然政事堂迟迟不能议决，但还是被加授为凤阁内史从而拜相。

　　从这一点也能看出武则天的段位，暂时还不是狄仁杰等人能搞得定的。虽然他们抓准时机，快速串结，打了武则天一个措手不及，但是在上层终究乏甚话语权，因为魏元忠装病暂退而被搁置。

　　不过武则天也并没有无顾这些朝士们的诉求，还是把豆卢钦望提拔为宰相，但因为形式不同，意义也就截然不同了。是她的钦点，豆卢钦望才能拜相，而不是因为朝士们的瞎折腾。

　　从这一点而言，狄仁杰从南省被调到寺官，而且还是豆卢钦望旧在的司宾寺，也是一次不乏恶趣味的敲打。

　　朝廷中有关漕运事宜热议正酣，别的事务也并没有就此打住。

　　像是此前杨再思所暗示的秋官侍郎崔元综，因其妻族族人涉入王城驿案事，被直接远流振州，要去海南摘椰子了。

　　但这明显是借口，京兆韦氏同样家大业大，一个庶支远亲的族人卷入案事中，甚至都没有牵连到韦氏在朝其他的人，反而是崔元综这个女婿遭到了波及连累。可见老夫少妻，终究是有代价的。

　　崔元综被流之后，凤阁舍人张嘉福继任秋官侍郎，原魏王府长史逄弘敏则担任司刑少卿。再加上秋官尚书、梁王武三思，朝廷刑司，尽在武氏诸王把控之内。

　　所以接下来，自然而然的是要搞事情。四月下旬，消失于时流视野半年之久的来俊臣突然直叩端门，上书诉变，陈告皇嗣谋反，随行者尚有放免、病退宫人十余众，可作人证！

　　此事一出，自然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群情惊恐。

　　这件事本来跟李潼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甚至已经准备携妻郊游、顺便亲自视察一下故衣社众们分批入都的情况，但中官紧急传令，着代王即刻归职宿卫，原本左千牛卫大将军之外，分押千骑为千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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