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孝杰的详细战报很快便由兵部记录整理并递交上来，李潼也在第一时间取来了解。

　　整场战斗看来不失精彩，但又乏善可陈，并没有什么两军对垒、旗鼓相当的惨烈厮杀，有的只是充满王孝杰作战风格的以莽克敌。

　　相州与潞州之间有滏口陉，乃是太行八陉之一。在此前河阳已经被黑齿常之率军把守住之后，相州的孙佺叛军想要快速进入河东地区，滏口陉是一个最为快捷的通道。所以孙佺派人前往潞州联络游说王孝杰，希望王孝杰能放行并作出接应。

　　王孝杰一方面困住孙佺的使者，另一方面便开始了自己的表演，仅仅只率领了两百多名家奴部曲，便由滏口陉穿过太行山，直扑叛军所在的滏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突袭，并成功的由乱军之中斩杀了叛将孙佺，之后便是叛军崩溃，相州的叛乱就此扑灭。

　　王孝杰作战勇猛，李潼从不怀疑，否则其人也难著功于数千里之外的安西，成为武周前期军功第一人。能以区区两百之众翻山越岭的直扑数千人的叛军队伍，这一份生死置之度外的悍勇绝不是寻常人能够做到的。

　　当然，只看其人口无遮拦得罪人的劲，如果没有这样一份悍勇，只怕早也已经死了八百回都不止了。

　　相对于王孝杰在此战中的表现，李潼更关心的还是叛军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特质。

　　虽然在交战过程中，叛军表现的战斗力低下、组织力散乱，不堪一击，但一些问题仍然值得注意，比如叛军的数量与规模。

　　此前朝廷截获的各种信报，孙佺号称已拥数万之众。这当然是夸大其辞，但按照王孝杰的奏告，所见滏阳之军就略有六七千之数，若再加上州内诸县所分使叛众，也是将近有一万之数。

　　虽然叛军整体不堪一击，但站在朝廷方面所关注的自然不可能只有这一点。从孙佺举兵叛乱到被斩杀于军，统共过去也只有半个多月的时间，这么短的时间里，孙佺便聚集起近万人马，这绝对不是一个州刺史正常职权内能够做到的，哪怕他们这一批河北刺史本身就属于职权高配。

　　朝廷平叛定乱，说到底只是国内的纷争，当然不可能敌国以待、务求斩尽杀绝，毕竟那些被裹挟入乱的民众们，他们本身也是大唐的子民。

　　若诸情不问只是滥杀一通，即便能够快速平定叛乱，整个河北大地也将满目疮痍，即便不论恢复起来有多困难，因此兵祸所积累的仇恨也必将转化为更加深刻的离心力，使得朝廷对河北的统治岌岌可危。

　　所以叛军是如何组织动员起来的，这也是一个需要深入了解的问题，这样才能在定乱的过程中做到轻重有序、有的放矢。

　　李潼这里刚刚看完王孝杰战报，集英馆直学士宋璟便又于外请见，入堂后宋璟手托几卷文书作拜道：“臣奉敕审问相州从逆诸员，案录供词，归来复命。”

　　李潼抬手示意侍者将文书取来，并又问道：“旬月之内，相州竟聚员近万，究竟是孙佺有诡黠惑众之能，还是相州广有贪乱不法之众？”

　　宋璟闻言后便开口讲出几个名字，然后再说道：“此诸员供词多涉叛部募凶壮大轨迹，另臣等集英馆诸员并案商讨，略述几见附于别录。”

　　听到这话，李潼便将一系列的供词翻看起来，心中疑惑略得解答。

　　相州乃是河北屈指可数的大州，有户六万余，仅次于魏州，号为中原北屏，乃是河北最繁华富庶的地区之一。

　　后世河朔三镇中势力最大的魏博镇，便割据于这一片地区中。所谓自河而北，地阔、兵赋之大，实在邺中，邺地便属于相州。魏博以相州为捍蔽，终唐之世，常雄于河朔。

　　在更往前的安史之乱中，对于战争有着决定性影响、并直接导致之后百年国运的邺城之战，九大节度、六十万大军围攻邺城，最终功亏一篑。至此朝廷再无绝对优势攻打叛军，河北藩镇割据的局面也由此打下了一个基础。

　　在当下这一时空，这些事情当然都还没有发生，但相州之于河北的重要性，从这些事件中也可见一斑。所以李潼对于相州的安危也是无比重视，叛臣孙佺之所兴起与覆亡都牵动着他的心绪。

　　眼下相州自然没有后世那样的强大与桀骜，但也已经不容小觑，从孙佺此次叛乱这么短时间便聚众近万便已经有所体现。

　　去年朝廷授权河北诸州刺史当州组织团练，因各州户数征兵，相州便已经有了三千团练兵。这一部分兵员本来是要发往幽州，结果幽州都督窦孝谌被契丹所杀，三千团练兵滞留州境，成为孙佺作乱的最初班底。

　　与此同时，诸州还有一定的奴户与课役人口，特别相州地当的漳水又是河北漕运的一个重要通道，保守估计这方面所能提供的卒员又有三千余众。

　　除此之外，孙佺的叛军中还存在许多州县豪强，其中不乏地表名族，这些地方豪强的加入也给孙佺提供了数量不菲的人马。

　　在了解到孙佺叛军的构成后，李潼也是不免心生一阵后怕。

　　幸在孙佺好死不死要去勾搭不能常理度之的王孝杰，被王孝杰穿越太行山照脸突了一把，否则相州这场叛乱只怕还会有什么余波。

　　当然这也是因为孙佺这个人才能实在不怎么样，相州兵的兵员素质还是不差的，后世闻名天下的魏府牙兵正出于此中，孙佺大凡军事能力合格，也不会被王孝杰区区两百多人便踢翻了营盘。

　　在这些供词之后，便是集英馆针对相州叛乱的处理建议。其中第一条就是只诛首恶，从逆者则量给宽宥。

　　看到这一条，李潼眉梢不禁一跳，心里有些不以为然。他入都定乱以来，虽然杀戮不少，但也不失宽大，特别是针对普通民众，无论是给洛阳民众的赈济，还是解决天兵道大军问题，全都宽容到了自己所能做到的极限。

　　可是相州的叛乱性质要更加恶劣，不仅仅是第一个竖起反旗的外州，而且还有士民主动从乱。再加上有关后世魏府牙兵的记忆，他内心里比较倾向于从严处断，趁着这一波把相州收拾的老实一点。

　　不过集英馆作为他自己精选的幕僚班底，凡所筹谋都有着他的行事风格，既然做出了这样的建议，必然会有其他配套的计略，于是便耐心看下去。

　　果然，接下来第二条就是凡所从乱之士民，需捐输钱粮以补偿州县籍户因乱误耕之青苗钱。合州普查耕田亩数，计田给偿。而且凡所参乱而官府未察者，州境士民可以各作检举，并能获得一部分罪金作为奖赏。

　　这么做，就等于将叛乱者与普通民众们对立起来，并且彼此之间有了实际利益的冲突。这一策略就很合李潼胃口，别说什么鼓励告密不利于民风教化，真要乡民同仇敌忾、搞个魏府牙兵的下克上把戏，谁被克谁难受。

　　至于第三条，就是拆分州治，将相州一拆为三，并且将漕运沿线独立设置，归朝廷直接管辖，沿漳水设立官屯。

　　第四条就是三州量田计口，进行比较彻底的均田。

　　第五条则就是移民，州县多丁高户内迁河洛，以充实都畿。

　　五条计策，一条比一条凶狠。首先将叛乱宽大处理，从而维持一个宽松有序的氛围，让相州局势最快恢复安定。第二条则就亮出獠牙，让参与叛乱者输钱免罪，同时于乡境中制造对立，让谋乱者不能挑拨乡情、对抗朝廷。

　　第三条那就更狠了，直接把相州这个过于庞大集中的州治给肢解拆分，并且将朝廷的控制力沿漕运直接插入州境中。在没有了相州这个相对庞大的行政机构后，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更加入微，接下来就是将地区资源重新分配，从而化解豪强盘踞乡野的局面。

　　最后就是收官了，剩下一些过于顽强的乡间土豪们，直接连人口带家产统统集中到都畿附近，处于朝廷的直接控制中。

　　在看完了集英馆提交给自己的这个方案后，李潼也不禁感慨，怪不得河北那些土豪士绅们对自己不怎么感冒。无论是此前河东天兵道的骚乱，还是这一次河北几州的闹乱中，都存在这些人的身影。

　　也不能说因为自己一直没有直接管理河北相关的事务、以至于河北时流对自己不熟悉而有所抗拒，他们真要熟悉起来，只怕早就揭竿而起了。

　　但无论怎么说，河北、特别是河北南部诸州，钱粮富足、人口稠密，是大唐版图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帝国统治得以维系的基石之一。

　　此前过于松散粗犷的统治的确是不利于地区的长期稳定，借着这一次的平叛定乱，的确是需要建立起一套更加缜密周全的统治。而相州此境，就是进行改革与磨合的地点。

　　在将集英馆定乱计划权衡一番后，李潼又拿起笔来增加了一条漕兵制。在完成了河北普遍均田后，凡所受田丁户在耕三年则应役一年为护漕之兵，三番应役之后转为团练户，不加杂役，但须响应朝廷征募，五十可以免征。

　　河北的经济实力和潜力都是极大的，特别是在黄河还没有泛滥成灾的当下，且河北民风尚勇，是上佳的兵源地。

　　这从后世伴随大唐始终的河北藩镇就能看得出来，所谓唐之弱，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以河北之弱也。当然这种诡异的局面，主要还是统治结构的问题，但河北人的勇武也不容小觑。

　　当然，底子好并不意味着拉起来就能用，比如王孝杰两百家奴就能直突相州几千叛军，还有历史上武周河北募兵与契丹打的几场糊涂仗。后世河北牙兵之所以威名赫赫，那也是长期战乱所磨练出来的。

　　眼下河北这幅鬼样子，显然不适合进行大规模的兵员征募，河北平民还没有普遍受到朝廷的仁政惠利，而豪强阶层对他又不太感冒，就算把人马招募起来，刀锋向谁可不好说。

　　幸在李潼起家从来也不是说靠的哪一个官僚群体，当下世道中规模最大的关陇勋贵与河北世族，可以说跟他关系都是马马虎虎。

　　所以他行事起来也不必受到太多的旧规则约束，通过关中几年针对关陇勋贵们的打压，已经初步建立起一个还算稳定且实力不弱的基本盘，内外大军近二十万，不说怼天怼地，起码当下是没有一个政治联盟能在极短时间内便发展壮大到跟他抬硬杠的程度。

　　大唐均田制遭到破坏，一方面在于旧势力清扫的力度不够，另一方面就在于新权贵的玩命兼并，以至于官府所掌握的可做授田的耕地始终处于实际需求量的水平以下。

　　这其中作为顽疾重灾区的关中已经被李潼收拾的差不多了，这也得益于他两个叔叔以生命为代价的搞事情、诱使关陇勋贵们飞蛾扑火一般的加入到中枢权力斗争中来，才让李潼既能从容分配乡土资产，又有足够的理由干掉一大批的权贵大地主。

　　河北土地兼并的情况虽然也有，但程度较之关中又要轻了一些。特别是那些乡土豪强们并没有两京这样的权力中心作为舞台，各自乡势虽然不弱，但却没有一个高度的整体整合，而是分散于诸州县之间，这也给朝廷集中力量、分别击破提供了时间。

　　所以在河北初步的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样的目标，难度较之关中是要小了很多。通过十几年时间，在河北建立起一个普遍的兵役制度，算是一个比较稳健的节奏，李潼认为值得一试，而且朝廷的统治力也会逐年递增，能够最大程度避免失控的风险。

　　加上李潼所增补的这个漕兵制，集英馆所递交上来的这份建议书，便可以说是河北未来十年军政统治的一个基本方针，接下来只需要在推行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于框架内进行一定的调整。

　　在征询了宋璟的意见后，李潼便又提笔拟书，以宋璟为中书舍人并检校相州司马，入州负责相州的定乱复治问题。

　　与此同时，他又下达了一条军令，着令内外闲厩再募集一万匹战马发往河北以助冀北道大军军势，提高官军的机动力，尽快对河北南部诸州进行扫荡肃清，重新回到朝廷的控制中来。

　　接着又是一道书令递到政事堂，着令在朝三品以上官员举荐堪为方牧的臣员，随冀北道定乱进程择优入州就职，颁行朝廷政令。

　　这其中，他提拔了一个人选担任魏州刺史，那就是被罢相不久的前宰相张锡。

　　虽然他对张锡这个人不太认可，但也不得不承认张锡两度拜相，是在朝河北士人们的一个代表。这样的人物如何使用，对于河北世族们了解与猜测朝廷态度是有着不小的指向性。

　　既然现在还不到图穷匕见的时刻，那不妨以此向河北士人们表示一下，朝廷还是愿意跟你们好好处的，你们不要再作死，否则老子真有可能控制不住自己。

　　当然，委派张锡担任魏州刺史的同时，李潼又任命张嘉贞为右台监察御史，并检校魏州长史，随张锡一同赴州，兼领河北道黜陟事宜。

　　同时，裴守真任命为怀州刺史，同日渡河北上，并以怀州为河北军资聚散中心，为河北战事下一步的发展进行军资筹备。

　　做完一系列河北人事任命的决策后，李潼才停下来稍作休息，并顺手再拿起相州叛员们供词细读起来，继续开拓一下自己的思路。一番细览之后，居然让他在这些叛员们当中发现了一个宝藏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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