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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百零五章 花团锦簇


人和人真的是要讲点缘分的。

宁卫民成了这句话最好的注脚。

要知道,皮尔卡顿和宋华桂给他厚待,都别说国内了,恐怕找遍全球也不会再有。

这并非单指着高职厚禄,股权赠予,而是指他们彼此间建立起的良好关系。

通常情况下,一个老板能在表面上给下属创造出一个彼此平等的感觉,就是最好不过的了。

可皮尔卡顿和宋华桂给宁卫民的更多,那简直是像长辈对待孩子一样的对待他。

只要能讲出道理,几乎他想干什么,都会由着他的性子,放手让他去做。

做出了成绩,赏必厚赐。

一旦做错,惩罚却是高举轻放。

这样的宽容,这样的信任,这样的赏识,别说职场里属于凤毛麟角的情况。

恐怕许多家庭之中,父母对亲生子女都做不到。

别的不说,邹国栋这样和宋华桂有血缘关系的人,在宋华桂面前都没宁卫民说话管用,这就够可以的了。

细琢磨起来,两位老板待宁卫民,居然有点像乾隆对福康安,或者是乾隆对待和珅,谁能说这不奇妙?

所以旁人嫉妒也是嫉妒不来的,攀比也是攀比不了的。

这是为人的异数,也是为人的艺术。

总之,成为股东后的宁卫民,个人状态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意气风发”。

这绝对不是他太过年轻,心浮气躁导致的。

实际上在荣辱不惊上,他已经修得了几分功夫。

他知道“越是得意时,越不能翘尾巴”的道理。

而且已经基本能够做到禁拉又禁拽,禁捧又禁拍。

反过来,他待人越发和气与客气,无论是对待同盟还是对待下属。

可问题是,旁人的态度也会发生巨大变化,这可是他阻止不了的。

哪儿都少不了熘钩子,拍马屁的主儿。

而且公司内部还有好事者把这消息从公司传到了外界。

于是也就招引来了各路锦上添花的人,几乎快把宁卫民埋在花堆里了。

尤其是宁卫民因为公司业务具有特殊性质,又打造了许多知名文化活动,与官员干部、各路媒体和文艺界人士都有接触。

所以他的功成名就,在酒色财气,功名利禄方面的乐趣,也就比常人会感受到更多。

比方说,如今许多政府部门知道他是皮尔卡顿公司的股东,了解他和重文区政府的良好合作关系,自是不敢小觑。

这让宁卫民的交往层次直接跃升。

像房管局和工商局就比往日对宁卫民殷勤热情了许多,处级干部已经不足以接待他了,都是一把手二把手亲自招待他。

宁卫民除了能从这种重视中获得更多的心理满足,也能掌握更详细、更灵通的市场消息、有关政策。

此外,许多知名文艺圈人士也以认识他为荣,甚至还有以身相许意思。

如刘晓芩,就以“干姐姐”自居,自作主张为宁卫民专门组织了一次别有用心的私宴。

把什么京影厂的方抒,刘苳,宋嘉,还有京城电视台主持人田鸽,都给请到她宿舍来了。

在这四个还没男朋友的厂花、台花的面前,把宁卫民这“干弟弟”好一通夸。

那场面真可以说是“只见山花烂漫时,丫在丛中笑”啊。

要不是宁卫民深知自己谁都喜欢,谁都不爱的秉性,绝对不为此时的国情所容。

硬是装作不解风情,只天上地上的神侃瞎聊,完全无视了几个姑娘盯着鲜肉一样亮莹莹的眼神。

要不是这年头的姑娘还都很矜持,很含蓄。

尤其心高气傲有点姿色和名气的姑娘,更是需要男人主动出击,而且得用心诚去追的。

很可能这天,“刘漂亮”也会像日后的“马漂亮”一样,给宁卫民“拉成皮条”了。

反正这么说吧,无论熟悉的生疏的,求得着求不着宁卫民的。

就因为他的身份里有了皮尔卡顿华夏公司的股东一项,都上赶着攀附,扮出笑脸。

这样的众星捧月足以销肌毁骨。

这样连绵不绝的糖衣炮弹,一般人还真难把持得住。

所以饶是宁卫民还找得着北,也不免有点晕头转向。

尽管他故作沉稳,也难免脚踩棉花,心思荡漾。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样的状况让宁卫民名声在外,实际的好处也是有的。

否则,历史上对孟尝君的评价不就成了傻蛋了吗?

那几十年后的王某聪,又岂能指点江山,呼风唤雨,粉丝者众?

宁卫民也是一样,无数求着他占便宜的机会,也被人主动送至了他的面前。

模特圈子里的那些带着桃花颜色和香味的事儿咱就不说了。

4月1日起,“第二届锦绣东方模特大赛”已经开幕。

除了曲笑和石凯丽这俩丫头是真单纯。

其他无论有男朋友的没有男朋友的,哪个模特不往宁卫民身边凑啊?

要不是宁卫民色大胆小啊,坚决不敢在八十年代玩什么海天盛延,弄不好他都能脚踏数条船了。

还有那靠春晚的小品红透了全国陈培斯,这么大的腕儿。

照样不能不低头,通过宫海滨求宁卫民赞助他的电影。

敢情继《瞧这一家子》和《夕照街》两部电影上映大获成功之后,陈氏父子就有心走专业喜剧演员的路线。

陈老爷子想的比较简单。

他除了认为老百姓太苦了,要给老百姓带来欢乐之外,看重的就是喜剧比较安全。

他过去演反派吃过的亏大了,既不愿重蹈覆辙,更不愿自己儿子以身涉险。

陈培斯就比较有抱负了。

他主要是受到日本最长系列电影《寅次郎的故事》触动。

才决定以“二子”为主人公,也拍一个长系列的京城市井喜剧电影。

希望能塑造出一个活在人们身边的小人物,一直在靠着本能的善良和质朴的天性,寻找着自己不确定的命运。

只不过愿望虽然是美好的,但“东方卓别林”这条路实在不好走。

面对许多难以解决的客观问题,这父子俩自己筹备的第一部《父与子》就难产了。

要知道,此时共和国的电影仍是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

想要拍摄一部电影,必须由电影厂接受国家任务,或提出计划。

经由国家批准,才能组织编剧、导演、摄制组,进行生产。

影片完成后,还要接受电影局审查。

最后再由政府管辖的发行放映公司收购,才能在全国的影院里发行放映。

演员和导演都不能想拍什么就拍什么,得厂里让拍什么才能拍什么。

另外意识形态上,喜剧片也不受待见。

以片种而论,哪怕是具有教育意义的“喜剧片”,地位也远低于“艺术片”。

说白了,如同公务员一样存在的电影从业人员,从上到下,只关心艺术成就和能否拿奖。

根本没人在乎人民群众是否喜闻乐见,没人在乎喜剧片低成本,高票房的经济利益。

甚至八十年初期,一些导演拍的艺术片是刻意去远离群众生活的,他们反倒以票房高为耻。

所以在拍摄之初,这“求名分”的一关就先把父子俩给难住了。

哪怕有《夕照街》的良好反响和热度在前,全没用。

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得不低声下气四处求人,千方百计的找门路,给自己的电影弄“准生证”。关键是上赶着不是买卖啊,求人哪儿是那么好求的?

这个过程注定会受到歧视,甚至是饱含屈辱的。

像去年,陈培斯曾特地坐火车带着他们自己做的剧本远赴“西影厂”。

却没想到,那个因支持艺术片为“第五代导演”们集体感念的西影厂厂长,甚至都懒得出来见他。

只派一个副厂长很随便的翻了翻剧本,就明确的做了回绝。

“这类电影我们不做。”

再往后,陈培斯无一例外都撞上了这样敷衍的软钉子。

于是回去之后疲惫不堪的跟陈老爷子一商量,只能迫于无奈,采取“先上车后补票”的办法。

那就是去外面想办法拉来投资,靠自己的力量先拍摄电影再说。

这爷儿俩把美好希望寄予在了未来的运气上,认为或许拍完了电影,“名额”问题就解决了呢?

没准那些电影厂也是怕给了“名额”,他们再提出资金和演员的要求,这才借口推脱的。

可谁能想到啊,等好不容易拉来了投资吧,剧组也凭着四处求人攒起来了。

但电影刚要开拍,却飞来横祸,他们居然被人举报到了电影局那里。

上面马上勒令停止,不许他们再拍了。

这一下陈氏父子可是着了大急了,最后都把陈老爷子逼着跑到电影局领导办公室里拍桌子的地步。

亏得陈老爷子人缘好,许多老同志都看不过去了,有求情的,有过问的。

电影局才勉强让“中影公司”收了这“没娘的孩子”。

也就造就了我国有史以来唯一没有厂标的电影。

可即使如此,也高兴不起来啊。

因为除了电影局给予了“下不为例”的警告。

关键是这么折腾了一个熘够,停演了个把月,人都散了。

道具、设备还得重找,经济损失实在不小啊。

真要想再组织起班子把电影拍完,资金又不够了,这可怎么办呢?

没辙,还得接着四方化缘啊,起码得再弄个十七八万块才行。

结果化来化去,就找到宫海滨头上了。

谁让这小子原先在京影厂干过呢,如今又在皮尔卡顿公司负责管理和中芭合办的模特培训学校,不大不小算个头目。

宫海滨还真没袖手旁观,可他在出钱之前,又给陈培斯额外支了一招。

“我不是不帮忙,可能力有限,要赞助,也就万八千的到头了。这对你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多少问题。你还得求别人去。干脆我给你介绍个财主得了。他要答应帮忙,你这事就妥了。”

陈培斯哪儿还有选择?当然说好啊,就问宫海滨财主是谁。

宫海滨说了,“当初《夕照街》借你们衣服的事儿还记着吗?那就是皮尔卡顿公司的运营部副经理宁卫民给解决的。人家如今混壮了,都混成皮尔卡顿公司的股东了,每年分红都几十万。论级别人家是我上级的上级,公司人称‘三老板’。除了董事长和总经理就是他了,他要拔根汗毛,比咱俩腰都粗。我跟他有点交情,可以试着帮你介绍一下。”

就这么着,宫海滨又当了一回中人,把陈培斯带到了宁卫民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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