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初归东京，东宫的一应仆属并未全部东迁，人手不足，整个东宫显得有些冷清。月光皎洁，零落九天，挥洒在东宫园苑中，夜色很浓,  很是静谧，只有少许的宫灯，照亮着夜幕下的道路。

　　已是夏时，宫苑之中树木丛生，郁郁葱葱，放眼所望，尽是森森之景,  未经细致打理,  杂乱的草木显示出野蛮生长的势头。

　　过去在东京时，刘旸便经常于花苑之中踱步，如今再走，虽有耳目一新之感，但终究是熟悉的。

　　两名宫娥挑着宫灯在前引路，四名卫士护从在后，声声虫鸣，叩问着心头，朦胧的灯光映照在刘旸的脸上，可以窥探到那一抹凝思。

　　显然，这抹凝思还是因为登闻鼓案，还在为深陷漩涡的李昉考虑!

　　不论如何，他是都要为李昉说话的,  一个师生情谊,  实则早早地便将他们绑在了一起,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也是不必遮掩的。

　　并且，对于这個老师的品行与操守，刘旸也是相信，再加上方才的会面，李昉的一系列表现，都是很难装出来的。

　　刘旸学着观人识人，也这么多年，早已磨炼出了一双锐利的眼睛，对于自己的判断，也很自信。

　　刘旸，相信李昉的清白。而只要李昉是清白的，那么任何人也不能击倒他，只是，三人成虎啊，都不用特意派人去探听，便能想象得到，如今的东京朝野，怕是流言四起，非议不断了。

　　刘旸立场坚定，心中也早有决议，但是，如何帮李昉解决这个麻烦,  却也不是那么简单。还得注意方式方法，用他这个太子的声誉去为其背书保证，会是个办法，却太过直白粗糙，简单粗暴了。

　　关键在于，刘皇帝的态度是怎样的，从今日发生的状况来看，对舆情正朝着不利于李昉的方向在发展。

　　而从刘皇帝的一些谕令，也看不出具体的倾向，连见面都不让，令其回府，可以看成是心存不满，也可以认作是一种保护，一切，都还得具体详细的调查结果出来。

　　站在相信李昉的立场，那其中，到底又出现了怎样的疏漏，才导致如今这个局面？是意外导致？还是有人刻意构陷？如果是，又有谁能有这么大的胆量，这么大的能力，促成对李昉的中伤？

　　长时间的思考，使得刘旸的表情愈显深沉，想要破局的要点，也被他抓住了，一个武济川，一个徐士廉。

　　那个武济川，若以李昉之眼，才学应当不错才是，因何在刘皇帝面前应对那般糟糕，莫非是无故搅入其中，难以承压？但同样是士子，人家徐士廉为何能够从容有度？

　　还有，那个徐士廉，一个不名一文的小小落第士子，何以如此自负其才，又何来的胆量，竟然通过登闻鼓鸣冤叫屈，如此也就罢了，还敢直指主考，攻讦李昉取士不公？

　　想到这些，哪怕是刘旸，心情也不由自主地往下沉。是有人在背后支持挑动？如果是，那会是谁？刘旸的脑海中开始浮现出几道人影，但又迅速地摇了摇头，仿佛能把那些念头摆脱一般。

　　“明月皎如斯，奈何风波起啊！”大概是走累了，刘旸停住脚步，抬眼望着夜空的那轮弯月，轻声叹道：“回去吧！”

　　“是！”

　　事实上，在考虑如何帮助李昉的同时，刘旸也不由地触碰一个他不怎么愿意面对的问题：倘若，李昉真的耽于私情，取士不公，那他又当作何抉择？

　　这一点，连他自己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或者说，心中有答案，只是深深地埋藏在心底罢了。如今的大汉太子，虽然年纪还不大，但经过那么多年的磨砺，经过刘皇帝的不断催熟，已然是个成熟的政治人物了。

　　李昉夜访东宫的事情，在当夜便传到了刘皇帝耳朵里，对此，刘皇帝并没有过多的表示，只是淡淡地说了句：“他若心中无鬼，何以不自安？”

　　但就在第二日，刘皇帝便下诏，让太子牵头负责处置此事。这一道诏令，显然不那么寻常，毕竟，满朝皆知刘旸与李昉之间深厚的情谊，李昉东宫一行的事也瞒不住人，考虑到这一层，那刘皇帝此诏隐藏的意味就越显深长，值得揣测。

　　于是，朝中很多关注此事的人，都把目光投到了太子身上，看太子殿下面对这样的情况，会怎样处置，是徇私庇佑老师，还是大义灭亲，秉公执法。

　　当然，抱有类似想法的人，在心底恐怕已经认定了，李昉取士用情，是属实的事。但无论如何，当刘皇帝这道诏令下达的时候，也代表刘旸也被牵涉其中，麻烦上身了，若是处置不当，对太子而言，是会影响到声望的。

　　不管旁人如何猜测，但就刘旸个人来说，他是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压力，当了那么多年太子，对于刘皇帝心思不说摸清，但多少是能揣测出几分的。

　　显然，这又是一次对他的考验了，考验他在面对这种公私之间，如何取舍，又如何解决。这么多年，刘旸经历得太多了。

　　同样的，刘皇帝或许都不那么在意最终的结果，只是看他如何应对选择。如果刘皇帝能够知道，在他谕令下达之后，一向“迟钝”的太子，竟在短时间内做出了以上的分析与心理准备，或许，已经足够欣慰了。

　　而这道诏令也解决了刘旸的一个麻烦，就在前一夜，他还在琢磨着，如何插手过问此事，刘皇帝给了他一个正式的无可指摘的机会，调查处置的主动权也得以掌控在手中。

　　不过，这也不是单纯地给刘旸一个机会，让他去帮李昉洗清嫌疑，还其公道，虽然刘旸确实抱着这样的目的。

　　事实上，这对刘旸也是有影响的，倘若理性地分析，面对这样的麻烦，有一个比较好做的抉择。

　　那便是，不必去顾及李昉，就将此事定性，“弑”师证道，他则秉公处理，既可以把麻烦摆脱，还能赚得一个“大义灭亲”的美名，若是心中不忍，还是发挥影帝级别的表演，掉几滴眼泪，做出不忍与痛惜的姿态。

　　如此，至少是能服众的。而除此之外，哪怕他调查清楚了，就算摆明证据，表明李昉的清白，那也难免引人非议，哪怕事实就是那样，也绝对不乏有人怀着恶意去揣测其中的私谊。

　　可以说，关心则乱，当李昉病急乱投东宫之时，就已经把麻烦指向太子了。而当李昉也得知刘皇帝的诏令时，在府中也是懊悔不已。

　　他在刘旸面前表示，为了自己的清名，甘愿赴死，却是发乎真情，但若以一己之私誉，影响到了太子，那他宁愿受污名而死。

　　让刘旸去处置此事，大抵是从公私道德的角度去考验他，这个考验，可以说很残酷，也很艰难，因为根本无法把握刘皇帝的评判标准。

　　如果从利益出发，舍弃李昉，甚至籍此邀名，会是一个简化案件的做法，也是一个枭雄的聪明选择。毕竟，帝王总是无情的，这是作为承担江山重担的基本素质，也需要接受各种超出寻常的考验。

　　但同样的，又能说，这不是刘皇帝从心性层面对太子的考验呢？倘若，连师傅都能干脆舍弃，那这样的太子，又是不是太可怕了？

　　刘皇帝把太子置于一个两难的处境，在背后默默地关注着，也期待着，就看他是犹豫成病，还是游刃有余。

　　从这道诏令下达开始，所谓的“科举弊案”，就已经不再是重点了。局外人还在研究案件的发展走向，还在猜测太子会如何行事，涉案者会得到怎样的结局，而局中人，则已经分析起此次风波会对朝廷造成怎样的影响了，涉及到太子，涉及到国本，何其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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