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不至于此吧！”大概是觉得刘皇帝“动刀子”的说法有些严重了，刘旸道：“乡兵义勇本就是大汉军队的辅助与补充，如今只是对边塞乡勇加强建设，用以缓解日趋高昂的边军军费，还是保证疆防安全，一举两得，大汉的兵制也并未更改呀！”

　　刘皇帝注意到刘旸不解的眼神，稍微沉默了下，说：“开了这道口子，未来会如何发展，如何变化？将来会不会因为财政问题，进一步削减正兵？

　　在我看来，这就是在大汉的国防军事长堤上凿开一道口子，一个可能引发大汉兵制剧烈变革乃至崩溃的缺口。

　　辅助终究只是辅助，那些乡兵义勇再是剽悍精壮，能代替朝廷在编正兵吗？半农半兵的乡勇，能与职业的军队相提并论吗？

　　兵农合一，那是府兵制，没有均田制，连历史老路都会走得不安稳，不妥，实在不妥......”

　　听刘皇帝之言，刘旸眉头也皱了皱，连续地看了他好几眼，刘旸的表情间也带上了少许郁闷，不解之色愈浓了。

　　此时的刘皇帝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固执，那忧患意识也过于强烈了，朝廷当下，不管是从财政还是从军政上来说，都是该有所变化了，这一点连刘皇帝自己都清楚。

　　然而，那种过度的患得患失也实在令人不解，而传达给旁人的，尤其是刘旸这样熟悉他的人，就觉得刘皇帝似乎特别焦虑。

　　刘皇帝的那套说辞，有说服力吗？并没有太多，那只是刘皇帝常萦于怀的一种顾虑罢了，显得过度，显得莫名，若不是他是刘皇帝，刘旸早就驳斥回去了。

　　在刘旸酝酿着如何掰扯此事而不会惹怒刘皇帝时，刘皇帝却做出了反应：“此事暂时搁置，这等大事，也不是我们三人在这亭中闲谈议论就能定下的，还需同中枢大臣们商讨商讨，群策群议，我也需要再考虑考虑......”

　　前不久，在琼林苑中，也是在这水榭边上，父子二人才就东北开发巩固的百年大计做下了决定，那时候刘皇帝可是坚决得很，也没有同大臣们商讨的意思。

　　显然，重点还在于那最后一句话，还要再考虑考虑。

　　“陛下，如欲减轻军费糜耗，除了军力之外，还有一条，或可省减！”见自己的提议刘皇帝仍旧没有接受，当然也不算彻底拒绝，李继隆犹豫了下，还是主动开口了。

　　“你说！”刘皇帝对女婿的态度依旧温和。

　　李继隆：“以山阳漠南为例，当地边军戍卒每年的军需、补给，有三成来源于山阳当地，除了少数屯场，大多发于云中。有大约五成从太原发送，余者甚至每年需从西京输抵边陲。

　　陛下也曾言，每年供馈边军，车马粮草转运所耗，就要占据总体耗费的一大部分。从云中出发向沿边堡塞转运军需，所经路程，短则两百里，长则上千里，其中便损失了大量物资。至于从京城往边地转运，过程中的无谓损耗还要更加严重。

　　于边地而言，军需供给之耗费，除道路遥远之外，也因交通不畅，还有人力不足，每到农忙时节，官府征召民役输送军资，甚至需要把半大的少年组织起来参与运输，以维持军需输送的同时，也让每家每户能够保证劳作，不误农时。

　　因此，臣以为，若能把军需转运过程中的损耗降低，那么也是能省却一大笔军费......”

　　听其言，刘皇帝依旧没有表态，看着李继隆沉吟几许，方才道：“关于转运损耗，朝廷不是没有想过办法，不管是增加车船畜力，还是修路开道，都进行过，但边陲的交通条件现实如此，就是不如中原便利通达，大汉也太大了，也不可能做到如内地这般四通八达，一路顺畅，有的转运损费也是必要的，难以避免的！”

　　李继隆：“朝廷过去，已于诸道州修建义仓官储，以备不时之需，效果显著。臣以为，可于沿边关防要地，兴建几座军仓，用以存储粮草、米面、军械、被服等军需，如此，既可备战争，平日里也能更近地调派供给，做到及时省便！”

　　听其言，刘皇帝却摇了摇头，道：“那兴修这些军需仓场之后，要将它们填充满仓，仍旧需要从其他地方调运物资，这个过程中的转运损耗，还是是不可避免的。如此，省却的，便利的，也仅仅是边陲军需供给，其他地方向边疆输送......”

　　说道这儿，刘皇帝忽然顿住了，两眼下意识地眯了下，略带玩味地打量着李继隆：“霸图，你不会是在暗示我，对大汉的军需供给体系，做整改吧！”

　　李继隆微愣，摇了摇头：“臣并无此意，只是就北疆当下的军需转运做此建言，若有疏漏不察之处，还请陛下恕罪！”

　　听李继隆这么说，刘皇帝淡淡一笑，他觉得，这个女婿就是那个意思，因而，意味深长地道：“你是边将，为军情军务做此考虑，想要改善，确是在本职之内，无可指摘，不过，安守本分还是很重要的。有些事情，有些问题，朝廷不是看不到，但朝廷自有综合整体的考量！”

　　从刘皇帝话里，李继隆听出了少许警告的意思，李继隆身体一绷，赶忙起身拜道：“陛下教训的是，是臣多嘴了！”

　　刘皇帝却摇了摇头，示意他坐下，自个儿则再度陷入了凝思。

　　朝廷对边军后勤的供给，为什么要分批分部，搞得那么复杂，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把边军的后勤牢牢地掌握在朝廷手中，也保证对军队的控制。

　　但也造成了一个问题，那就供给上的大量损耗，李继隆的话是没说错的，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损耗都是无谓的，是可以避免的，只要采取一个就近调派的原则。

　　早年的时候，在大汉还没有一统天下，国土还没有扩张到如此广阔之时，哪怕从京城调派军需，也是足以支撑，并显得没有那么地靡费。

　　但如今显然不同了，在转运上的损耗支出，以大汉的体量，都会肉疼的。就说西南的云南、安南两道，如果所有的军需都从京城调拨，就根本不现实。

　　朝廷也是早就考虑到了这些，再加上两次北伐、几次对外扩张，早就对后勤供给做过大的调整，在靠近边陲的道州进行物资屯储中转。

　　比如山阳一线的边军，到如今，就有半数的物资，是从太原调拨，实际由山阳道直接供应的，只占一小部分。

　　但这些改变，于本质上，并没有根本性的扭转，因为太原的军需仓储，其中也有不少是从两京中转的。

　　归根溯源，又得落到大汉的财税转运制度上了。早年，因为藩镇割据，为了削平地方的山头，集大权于中枢，刘皇帝曾对地方大动刀子，军权、财权是动得最狠的。

　　从一开始不断削减每年各地的留存钱粮税收，从五成到三成，到两成，到最后干脆全部上缴，再有朝廷统一分配，进行统筹调用。

　　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个矫枉过正的问题，结果是朝廷牢牢地掌控了全国的财政大权，实现了对地方的控制，但同样的，在那一进一出的过程中，大量无谓的损耗便产生了。

　　并且，地方留存全部上缴朝廷，也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不到两年，就被废弃，朝廷又开始放松限制，松脱绳索了。

　　到如今，地方每年财税，能够留存两成进行地方建设、行政运转以及日常开支，已经成为定制了。这还是朝廷税收，全面转入以铜钱计数的情况下。

　　当初，那是连粮食、绢帛、布匹都要如数上缴的，那个时候所产生的浪费，才是令人咋舌的，举全国之力，供养一个开封城，就是那时的现状。

　　但不论中枢与地方在财税上的分配制度如何变化，对于军需供给，却始终没有根本上的变化，哪怕到开宝十五年了，仍旧是由兵部主导，对全国的军队后勤，进行统筹的调度安排，有大量的粮食军械，也确实是从两京发出的。这是朝廷掌控军队最有力有效的办法，尤其在边军规模庞大的情况下。

　　李继隆的建言不是没有道理，至少按照一个就近调派的原则，有些看起来比较冗费的做法是可以避免的。比如河北的军粮，不用先输送京城，再由京城发往太原，最后转运到山阳，再派发各军、戍堡，而是，可以直接从河北往太原，往山阳输送。在其中，可改进的余地很大。

　　至于于边地兴建军需仓储，首先在刘皇帝这里，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不说其他，当边军能够就近支取粮食、军械之时，倘若有一日生出什么变故，造起反来，岂不是更加方便，只要攻破了那些仓场就能获取叛乱军需......

　　有鉴于此，刘皇帝是宁愿供馈的过程中多谢损耗，也不愿意放松管控。以山阳一线的边军为例，有云中、太原两大后勤基地供给维持，就足够了，不需要再多建其他军仓。

　　这一场父子、翁婿之间的夜谈，持了很久，几乎到夜半时分，方才结束，酒喝了三壶，下酒菜也消灭了五盘，另外还赏足了湖光夜色。

　　从边地轰轰烈烈展开的部族政策，到北疆的安全问题，引申到军力、戍防，再到军需供给、后勤体系。

　　蓦然发现，自己的大汉帝国，似乎处处都是问题，仿佛哪里都需要调整改革，以应对新时期下的发展，这让刘皇帝郁闷难解的同时，也不得不打起精神。

　　打天下难，守天下更难，刘皇帝是有了更加深彻的感触，而越到太平时候，则越需要小心。毕竟，在太平时候，很多危险与矛盾，都是隐藏在那太平无波的水平面下，太过具备迷惑性，也容易让人放松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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