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六年秋八月，几乎不约而同地，北廷王刘文共、康居王刘文潜亲自率领使团，携带重礼，西来河中城，目的有三。

其一，庆祝中秋佳节，已经数不清有多少个年头中亚三国王室没有一起欢聚团圆了；

其二，自是为安西取得对ysl军的史前大胜，二王亲自前来道贺，也感谢安西为汉家的安全、尊严与荣耀付出的努力与牺牲；

其三，实则也是最为重要的，带着一些陪礼乃至请罪的意思。

对于“六次大战”，实际上不管是康居、还是北廷，都异常关注，并且两国都进行了足够的战争动员与准备，否则康国如何能以迅雷之势，拿下伽色尼东北部那片领土？甚至于，在战争后期，康国已经主动加入战场，向伽色尼国发动进攻。

至于北廷国，则默默组织起三万步骑，比起高州战场，人数虽不多，但却是全国最精锐的军队，统帅还是北廷最能打的将领睿侯刘继琨（刘文共之侄，第一次明城会战一战成名）。

对二国来说，坐壁观望确实存在，从现实利益考虑，如果再让两国为安西的安全与国家利益去流血牺牲，那也是强人所难。为汉家，为文明，这些都太空洞宽泛了，随着时间推移、诸国离心，都不如权力、利益来得实在。

从二国的角度来说，安西最好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抵御住ysl的反扑，这也是它的义务与责任，谁教他人口最多、实力最强，也占据着最丰饶的土地与河流，更处在第一线。

腹黑如张寒者，他期待的则是安西与伽色尼两败俱伤，那样将会给北廷国后来追赶，乃至取而代之的机会。

当然了，安西的硬实力摆在那里，没那么脆弱，不会为ysl联军轻易击破，即便出问题了，遭遇败绩，自河中城以东还有大片腹地纵深，也足够北廷、康居二国军队入场，挽救危局......

只不过，那种情况下的联军，安西就得付出一些更“贵重”的代价了，连中央帝国都不无偿援助了，难道还要期待封国之间亲密无间？

唯一让人意想不到的，安西从始至终都没有向二国遣使说句求援的软话，就单独一家把事情给办了。那可是几十万ysl军啊，统帅又是马哈茂德这个盛名几十年的君主，竟然被刘文泽这个“后生”打得溃不成军，坠落深渊......

再多的想不到，在事务已成现实之后，就不能不考虑如何收场的问题了。不管是文化还是血脉因素，都导致北廷、康居二国，在面对安西的时候，会产生那么一丝尴尬心理。

中秋节前的河中城，其繁盛状态，就像正如日初升的王朝一般，一派生机，都邑之盛，冠绝中亚，有如一颗汉家文明孵化的明珠，璀璨夺目，这也是一座集汉家文明之大成的雄城。

而在刘文共、刘文潜二王到达之前，河中城已经聚集了各方代表与诸国使节，尤其是被安西刚征服不久的齐亚尔、波斯东北部、巴尔赫地区的那些贵族代表们，更是殷勤前来，为安西王贺。

过去的几十年，在广阔的中西亚地区，汉族繁衍生息，扎根发芽，除了与ysl文明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之外，属于汉文明强势的一面，也渐渐起到了同化作用，对于这片地域的国家、部族们来说，反对、抵抗不了，那就只有接受、归化了。

即便那些常年角力、厮杀激烈的一线地区，包括一些阿拉伯人在内，都从事实上习惯了汉人的存在以及汉文明的传播。习惯是一种细思极恐的事情，剥削者习惯掠夺，被奴役者习惯麻木，就连战争、杀戮与死亡，都是一种习惯。

汉文明的一些特色习惯，也事实上在中西亚地区传扬开了，比如语言、文字、礼仪、服饰、历法、制度等，还有五大节日......

辖治之外，还有一些让人意外的使者，比如钳制着的巴格达哈里发的白益王朝，埃米尔遣使东来河中，向安西表示祝贺，同时表以弥兵和议、互不攻伐、友好往来的意思。

曾经的两河霸主，早已是日暮西山，名不副实，内部也已是四分五裂，本身统治都是岌岌可危，在马哈茂德兵败之后，就更不敢东顾了。尤其在郭琚领兵，灭亡里海南岸的齐亚尔国后，双方之间就事实接壤了。

以汉人强大的军事实力，一旦安西再次发动西征，以两河地区政权散乱的状态，是根本无法抵御的。于是，白益王朝成为了ysl世界，第一个同汉人王朝媾和的国家。

感其诚意，刘文泽也“仁慈而大方”地同意其请，虽然根本原因还在于，大战之后的安西扩张乏力，需要休养生息，安定国内，并且新征服的土地、人口也需要精力去建立同化统治。

以汉文明精神为指导的中亚汉国，本质上还是喜欢种田发展，也早就过了以战养战的阶段，从刘旻统治中后期，就已经进入到勤修内功的正轨上了，而非追求一味的战争扩张。而两次大战严重的损失，也让国内那些狂热的扩张派冷静下来。

使者不辱使命，成功从河中带回了“和平”与“友好”，甚至结成了通商关系，回到巴格达后收到了王朝埃米尔的厚赏。

然而，这种屈服，也极大地激化了内部矛盾，尤其刺激了那些宗教狂热分子，也从事实上加剧了白益王朝的解体与灭亡。

同样让人惊讶的，还有来自遥远的基辅罗斯使者，一行人走了数千里路，穿山地，过草原，借道乌古斯叶护国领地而来。

却是基辅罗斯大公雅罗斯拉夫听闻崛起于中亚的汉文明国度后，生出了强烈兴趣，专门派使者前来联络，历经辛苦之后，方才抵达安西，恰逢汉伊大战，见证了安西取得的辉煌胜利。

当下这个时代，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由维京后裔结合东斯拉夫人形成的罗斯文明正处在一个繁荣的阶段，对这个数千里外的蛮夷国度，刘文泽的兴趣并不是很浓厚，不过有朋自远方来，双方也没有什么礼仪冲突，还是予以使臣礼节招待，让其感受了汉家文化礼仪的独特魅力。

而使者，在亲眼经历见识了安西的文明、强盛与繁荣之后，大为惊叹，回国之后将所见所闻向雅罗斯拉夫大公进行了详尽的汇报，促使大公萌生与安西通商的想法。

也从建隆六年开始，汉文明与罗斯文明之间有了正式而官方来往与交流，把视野放大，一条西起基辅、东达高昌的丝绸之路，在基辅罗斯与中亚汉国的交流下建立起来。

当然，路途漫长而遥远，由于横亘在中间的游牧民族的袭扰与阻挠，这条商路并不安稳，甚至显得脆弱，但却是这个时期欧亚文明之间最亲近的交通交流路线了。

除白益王朝、基辅罗斯之外，最让刘文泽意外的，还得是来自塞尔柱部落的的使者。塞尔柱来人，本身就有些耐人寻味，要知道，在汉伊大战之际，他们才攻击了纪浑河流域最肥沃的下游三角洲地区，杀掠无数。

此番，其使者又携带重礼南下，这自然引发了刘文泽的好奇，带有愤怒与杀意的那种。刚刚取得对ysl联军大胜，对北方这些不臣游牧部族暂时还顾不上，但刘文泽已经筹谋着要派军北上清理一遍，以保证北方边境的安全，方捋虎须的塞尔柱人则是第一目标，其使者来得也算巧。

使者是奉塞尔柱部贝伊之命而来，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向安西称臣请罪，六次大战的结果，不只两河流域的ysl核心世界震动，安西周边的游牧部族们同样大受震慑，尤其是塞尔柱人。

二则是表达塞尔柱部愿意成为安西王刘文泽忠实仆从的意愿，他们愿意为安西驻守边境，以阻止北方游牧部族的侵袭，当然这也是有条件的，塞尔柱部希望安西能把咸海东北部及锡尔河中下游的土地、草场封赏给他们游牧生存。同时表示，愿意追随安西，征讨不臣的乌古斯叶护国......

塞尔柱人如此提议，倒也不算异想天开，毕竟，这是有先例的。大概半个世纪以前，作为乌古斯叶护国四大部族的塞尔柱部因为土地之争与叶护决裂，被迫东迁到锡尔河中下游地区，作为萨满王朝的雇佣军替其镇守北方。

在安西三国灭萨曼王朝前的二三十年，塞尔柱人除了作为逊尼派msl领袖率领当地ysl化的部族征讨其他异教徒之外，就是和乌古斯叶护国竞争，同时密切关注河中地区的局势。

作为信教者，从本心而言，塞尔柱人对安西三国这些外来的汉人是极度厌恶的，但迫于其势大，过去并不敢太过炸刺，只是在锡尔河流域默默繁衍发展，甚至很少南下劫掠。

此番，也就是联军声势闹得够大，统帅还是马哈茂德这个声名远播的ysl脊梁，安西三国又换了新王，塞尔柱部方才尝试一击，当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塞尔柱人壮大的实力才是根本。然后马哈茂德惨败的消息北传了，塞尔柱人立刻就尴尬了......

塞尔柱人自认诚意还是足够的，想继续猥琐发育，然而，安西这个汉人王朝可不是当初的萨曼王朝，对于北方这些游牧民族，刘文泽本能地感到排斥与忌惮，何况他们还信教，这就是根本大敌了。

至于其请求，甚至让刘文泽认为他们得了失心疯，当初先王刘旻忙着安治国内，一时没顾得上北边，但刘文泽可有心向北挺进。

毕竟，不管是乌古斯叶护国还是塞尔柱抑或是其他北方部族，他们距离河中地区都太近了，卧榻之侧，岂容鼾睡？同时，河流所及之处，都是能让汉文明生根发芽的地方。

当然了，刘文泽的涵养还是不错的，哪怕心中鄙夷，面上仍旧带着征服者与胜利者的宽容，语气平和地给塞尔柱人提出了两个要求。

第一，让塞尔柱人毁信灭教，去ysl化；第二，要塞尔柱部接受汉化改造，对部属推行进行营所制，接受安西宣慰、御史、税吏的入驻监察。

而这两条，几乎都抓在塞尔柱人的命门上。前者，乃是信仰问题，这也是汉文明与ysl之间根本性的冲突，于塞尔柱部来说，他们ysl化已久，同时也是他们在过去发展壮大成为北方ysl化部族领袖的主要原因，灭教改信可涉及根本问题。

至于后者，则是自主权的问题，当初塞尔柱部为什么与叶护纷争，后期又参与到叶护国的“抗税”斗争中去，如果今日能够接受安西这样的条件，当初就不会有叛逃叶护的行为。

可想而知，当刘文泽提出这两个条件时，塞尔柱使者脸色有多难看，又有多尴尬，甚至有种敢怒而不敢言的意味。安西王态度如此，塞尔柱人的这次“示好”注定无果，在后续的中秋典礼上，塞尔柱使者始终沉默，被人浇了一头酒也没发作......

而这场不成功的外交活动，也掀开了塞尔柱人对抗安西国序幕，使者将刘文泽的答复如数禀报后，塞尔柱部贝伊大怒，认为这是安西对他们诚意的蔑视与践踏，果断“反汉”，不久后就起兵南下劫掠，侵扰安西北部的城镇。

当然，此时的塞尔柱人，虽有一定实力与威望，但连衰落的乌古斯叶护都应付不及，又如何是安西军的对手。信仰与意志对战斗力有加成，但大部分时候，绝对的实力差距也不是能简单抹除的。

面对塞尔柱人的侵袭，刘文泽大怒，即遣郭琚为征北大将军，率领四万骑兵北击塞尔柱人。郭琚还是很能打的，安西军又全部是骑军，因此塞尔柱人擅长的游击战法威力大大减少，而论装备、训练与指挥，更不是一个量级。

于是，就在建隆六年冬，损失惨重、不堪为敌的塞尔柱人，被迫离开生存半个多世纪的锡尔河流域，向北迁（逃）徙（亡）。而安西国，则趁机将实际掌控领土向扩张了数百里，将锡尔河流域以及咸海囊括治下。

这也导致安西与乌古斯叶护国的矛盾进一步加剧，毕竟接壤面大大增加，当时的乌古斯叶护国，其主要活动区域在咸海以北、里海东北部的草原上。

塞尔柱人北走，并不是他们与安西恩怨的结束，相反，这是一个开始。塞尔柱人一路北迁，一直跑到高加索地区方才止步，在伏尔加河流域休养生息。

一个部族在向上发展的时期总是具备坚强的意志与充分的韧性，塞尔柱人证明了这一点，在陌生且形势复杂的高加索地区待了数年，在融合了一部分可萨人余部与东斯拉夫人后，又踏上了南迁之路，再度一头扎入中西亚的文明大战场，给安西王朝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后事不提，但建隆六年河中城大成殿上的中秋大典，算是安西王刘文泽最高光的时刻，他在中亚享受了一种“万邦来朝”的盛况。

有呼罗珊的波斯贵族向刘文泽提议，刘文泽该效当地传统，加冕“众王之王”的尊号，这一提议，得到了不少人的拥护，尤其是当地贵族们，从心底，他们希望能用这种办法，慢慢地将刘文泽“皈依”过来。

然而，对所谓“众王之王”的称号，刘文泽显得很蔑视。不过，从这场中秋庆典之后，“天王”的称号正式开始在安西体制内流传，并向世界的中西方远扬。

在北廷王刘文共的眼中，这场中秋庆典，实则就是刘文泽的一场“加冕仪式”，他看到了中亚各族的臣服，看到了安西的强盛，看到了刘文泽的得意与骄傲，而这一切都让他五味杂陈。

在中亚三国的刘姓王室中，刘文共是其长，出身最好，资历最深，然而，他所统治的北廷国，却由于先天条件的缘故成为了吊车尾，这种现实的落差，让他很受伤，尤其在面对如今的安西王刘文泽的时候。

作为赵王刘昉的长子，作为与刘旻、刘晔二皇叔一同征战中西亚的北廷开国之王，刘文共心里怎能没有骄傲？

因此，即便刘文泽接受了刘文共的歉意与谢礼（兄弟关系渐行渐远，但东方帝国盛如大日的情况下，这关系还得继续处），刘文共的心情也一点都轻松不起来。

返回北廷的时候，一路经过安西统治下七河流域的城池与土地，一向豪迈的刘文共难得地挂相了，他的心里几乎在怒吼：世祖不公！

而见刘文共心情抑郁，与他如鱼得水的张寒主动劝慰了。张寒认为，安西已极盛，如刘文共能保持清醒，谨守基业，消除国内矛盾与积弊，那么还能继续保持下去，否则，盛极而衰，必不可免。北廷国的希望，在未来。

对此，刘文共却头一次发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感叹！

相比于心情沉重的刘文共，康王刘文潜就要轻松得多了，毕竟，已经占了实惠，折点面子算什么，得到和州（于阗）的补足后，这些年一直处于半起飞的状态。

不过，等回到北廷国后，刘文共就收拾心情，继续投入他的“筑基”大业，除了一贯与大汉的紧密联系与人口政策外，他也下定决心，继续向北扩张。

土地倒是其次，深入北境，征服那些游牧部落，获取他们的人口与牲畜才是主要目的。此前，刘文共还想着保留一丝汉人的“纯粹”，但这种理想在国家发展壮大的现实需求下，不得不靠后。

刘文共将国内全部的骑兵部队集结起来，交给睿侯刘继琨，由其率领北征。从建隆六年开始，刘文共用了六年时间，拓地两千里，征服了北部众多游牧部族，将之纳入北廷国统治之下，极大地充实了北廷国力。北廷的据点也在鄂毕河、额尔齐斯河流域延展开来......

又三年，北廷的开国之主刘文共薨，享年六十。他是北廷国的建立者，他用三十多年的时间，在荒凉偏僻之地，为后人打下了一片坚实的基业。

即便在刘文共死之时，北廷国力依旧大大落后于安西国，但他半生的努力，才是之后北廷国彻底崛起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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