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日，四人再次见黎。两次见面，汤化龙、黄中恺等发现了一个事实：“黎公之为都督，傀儡耳。一切大权，操之党人手中。”

　　当夜，汤化龙约黄中恺在家起草《军政府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军政府设军令、军务、参谋、政事四部，各部均受命于都督。

　　条例对军事方面的三部作了细致的规定。而政事部，则只笼统地说设内务、外务、财政、交通、司法、文书、编制七局，声明其细则另订。

　　显然，这是一个军民分治，大权统于都督一人的方案。15日，汤化龙等四人兴冲冲地将《条例》献给黎元洪。黎连呼妙！妙！但是，这个条例却遭到了看守黎元洪的革命党人的冷落，被扔到了字纸篓里。

　　汤化龙等正在意兴索然之际，碰上了新到武昌的居正。他也正为军政府的秩序“棼乱”叹息。经过商谈，居正同意出面劝说革命党人接受《条例》。

　　当即在江汉书院谘议局临时会址召集革命党人开会。居正诡称，条例是孙中山在海外预订的，于是，一致通过。

　　条例通过了，迅速确定了各部职员，名单如下：

　　军令部部长：杜锡钧（清军管带）

　　军务部部长：孙武（共进会员）

　　参谋部部长：杨开甲（清军标统）

　　政事部部长：汤化龙（谘议局议长）

　　在上述四个部长中，革命党人只有孙武一个。政事部各局局氏名单为：

　　内务局局长：舒礼鉴（谘议局议员）

　　外务局局长：黄中恺（汤化龙同学）

　　财政局局长：胡瑞霖（谘议局议员）

　　交通局局长：马中骥（商人，汉口宪政同志会成员）

　　司法局局长：徐声金（立宪派，汤化龙友人）

　　文书局局长：阮毓崧（谘议局议员）

　　编制局局长：张国溶（谘议局副议长）

　　在上述七个局长中，革命党人一个也没有。条例没有谋略处，自然被取消。刘公从12日进入武昌之后，一直主持谋略处。这时无法安排，被任命为总监察。

　　16日，胡瑞霖劝黎元洪登坛誓师，得到同意。17日，在阅马场的中央搭起一座高耸的帅台，四周军队林立。黎元洪全身军服，腰悬军刀，到台前下马，威武地被拥护登台。台上放着黄帝牌位，剑、旗分立两侧。由谭人凤授旗、授剑，居正宣讲革命意义，黎元洪宣誓。

　　由舒礼鉴起草的《祭告天地文》公然说：“元洪投袂而起，以承天庥，以数十年群力呼号，流血所不得者，得于一旦，此岂人力能及哉！”

　　就是说，黎元洪的权力，不是由革命人民流血奋斗得来的，而是由上天赐给他的。一个清朝的旧军官，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为民国的“开国元勋”了。

　　阅马场上，“欢声雷动”。“兵士对都督之爱戴，亦大有加”。慷慨激昂的誓师变成了对黎元洪个人的鼓吹。

　　立宪派所代表的是和封建地主阶级有密切联系的资产阶级上层，他们和黎元洪这样的旧军官结合乃是必然的。

　　汤化龙等所拟订的《军政府暂行条例》和人事安排，虽然通过了，终因排斥革命党人的企图过于明显，激起了强烈的反对。

　　不少人声称：汤化龙是主张君主立宪的，与革命主义不能相容。各种流言也出来了。善于观察时势的汤化龙也就迟迟不肯到职。

　　10月25日，在孙武、刘公、张振武、居正等人提议下，军政府再次开会，改订了暂行条例。这个条例增加了政治色彩和民主气氛。

　　第一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公约推倒满政府，恢复中华，建立民国，暂组织军政府，统辖政务。”

　　第三条规定：“军政府都督代表军政府人民施行职务；除关于战事外，所有发布命令关系人民权利、自由者，须由都督召集军事参议会议决施行。”

　　第五条、第七条和第十条规定，军政府设立稽查员，任务是稽查各部、各行政机关和各军队，稽查员由起义人公推。这显然是为了加强革命党人对军政府的监察。

　　《改订暂行条例》的最重要之点是取消了包揽大权的政事部，所属各局都改称为部，直辖于都督。各部人事安排为：

　　军令部长：杜锡钧（清军管带）

　　军务部长：孙武（共进会员）

　　参谋部长：杨开甲（清军标统）

　　内务部长：冯开濬（留日学生）

　　外交部长：胡瑛（同盟会员）

　　理财部长：胡瑞霖（谘议局议员）

　　交通部长：熊继贞（同盟会员）

　　司法部长：张知本（同盟会员）

　　编制部长：汤化龙（谘议局议长）

　　上述安排中，新增加的胡瑛、熊继贞、张知本等都是革命党人，编制部长则是一个没有实权的闲职。革命党人的力量大大增强了。

　　在军政府的人事安排上，革命党人注意保持对立宪派的优势，这是必要的。但是，革命党人并没有在军政府中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

　　《改订暂行条例》所规定的都督权力仍然很大，“军事参议会”虽具有限制都督个人专权的作用，但并没有组织起来。黎元洪是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的军人，革命对他来说终究显得生疏而可怕，当他的权力膨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几个革命党人部长就很难控制住局面了。

　　与湖北军政府同时建立的还有汉口军政分府。

　　汉口克复，詹大悲、何海鸣出了狱。他们立即渡江，和湖北军政府联络。军政府派蔡济民率兵二队随同他们返汉，驻扎四官殿。

　　詹、何等对黎元洪、汤化龙身居高位、掌握大权不满，但是又觉得当时还不便公开反对，因此决定成立汉口军政分府。

　　13日自外归来的蒋翊武也支持他们。军政府以詹大悲为主任，下设司令、参谋、军需、军政、军械、军法、交涉、稽查各处，由温楚珩、吴昆、何海鸣等负责。

　　詹大悲等准备以此为基础，在局势稳定时对武昌军政府进行改组。汉口军政分府以文学社为主体，完全掌握在革命党人手里。在武汉保卫战中，它作出过贡献。但是，它有些自行其是的做法也加深了和武昌军政府之间的矛盾。

　　在汉阳，也建立了革命政权，由日知会员、李亚东为领导者。

　　黎元洪被革命党人强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

　　黎元洪在汉口、汉阳光复，各国领事宣布“中立”，才宣告就职。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成立后，先后推选黎为中央军政府大都督、副元帅、大元帅。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13日召开的军事会议上，黎元洪就发表了任职以来的首次演说，分析指出当前革命的形势和面临的任务。

　　指出革命军起义，是推倒清朝，恢复汉族的统治，是废除专制，建立共和的开始。并同意就任大都督之职。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军加大了湖北的作战力量，除湖北提督张彪率部继续驻扎汉阳外，还派出冯国璋率领的陆军、萨镇冰率领的海军抵达汉口作战。

　　刚刚履任都督所面临的压力和考验也是双重的。

　　内部的压力主要是军政府权力分配问题，这也是黎元洪上任后遇到的第一个最为棘手的政治问题。

　　一方面是内部的权力之争，另一方面是外部强大的军事压力。

　　10月28日，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田桐等人抵达武汉支援。黄兴为众望所归的、敢上前线冲锋陷阵的统帅，他的到来给革命军的士气打了一针强心剂。

　　黎元洪委任黄兴为湖北革命军战时总司令，所有湖北军队和外省开赴湖北的援军悉归其节制调遣。

　　但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汉口、汉阳相继失陷，革命党人不得不退守武昌以图自救，武汉保卫战进行得非常惨烈。

　　与此同时，全国的革命形势的发展却十分有利。革命形势的变化拉开了南北议和的序幕。

　　10月到11月之交，袁世凯嘱意曾任湖北新军管带、时为袁府幕僚和湖北籍道员的刘承恩，先后三次向黎元洪致函提出，南北战事应趁清廷下罪己诏悔过的机会暂且和平了结。

　　对此，湖北军政府商议了权宜一时之计，即主张利用袁世凯反戈，只要袁世凯不反对革命，即推戴袁世凯为大总统。

　　袁世凯认为革命党人虽居心叵测，但和平解决之意已明，遂继续边剿边抚、边打边拉来斡旋。

　　11月10日，在黎元洪发出通电请独立各省组织临时中央政府以一军权的同日，袁世凯派出全权代表刘承恩、海军正参领蔡廷干携其手书到武昌都督府与革命军议和。

　　并向湖北方面提出：如能承认君主立宪，两军立刻息战。否则仍以武力解决。湖北军政府则向袁世凯提出如果能顺从民意，则同意袁世凯的条件。

　　不然，即使国家和人民受涂炭之祸，也不能屈从袁世凯。黎元洪虽然同意议和，但对袁世凯提出的君主立宪的条件严词拒绝，坚持以建立共和作为议和的根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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