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1911年）9月，武昌局势日渐紧张。

　　南湖炮队失事给湖北当很大震惊。文学社、共进会等湖北革命党人的起义领导机关不得不分散设置，采取隐蔽措施。

　　10月2日到3日，黎元洪和瑞徵、张彪、铁忠等人两次召开紧急会议，策划防卫措施。

　　因湖北省总军火库楚望台乃军事要害，军事参议官铁忠提议以第三十标第一营旗籍兵士替换革命党人居多的工程第八营兵士驻守，以防滋生意外。

　　黎元洪反对。张彪考虑到工程第八营隶属自己的第八镇部下，为防人指责，遂认同了黎元洪的建议。

　　10月9日，孙武等在汉口不慎引爆炸药，革命党人仓皇逃避，武汉三镇革命机关遭到清政府的大肆搜捕和围剿。

　　随后，黎元洪被瑞徵委以按收缴的名册大行搜捕革命党人的任务。黎元洪害怕酿成巨变，于是向瑞微请示，请求适当地改变处理方法。

　　瑞徵怀疑黎元洪怀有二心，严词申斥，立即派遣张彪率宪兵驰往工程营搜捕革命党。

　　黎元洪认为杀了三个革命党，搜获了革命党的秘密名册，名册上很多是军中兵士，在军队中恐怕要出乱子了。

　　10月8日下午，新军工程营革命党人熊秉坤接到设在武昌小朝街的军中指挥部联络员邓玉麟、杨洪胜传达的指示。

　　约定于10月9日晚，以南湖炮队炮声为号即举义，并派兵出城迎接炮队入城。

　　由于军政当局已破获起义指挥部，武昌城戒备森严，南湖炮队革命党人未及时接到军事指挥部发炮起义的命令，终未能打响辛亥起义第一炮。

　　然而炮队内革命党人情绪高昂，尤其是以程国械为团长的秘密革命组织“忠汉团”积极联络，暗作准备。

　　驻扎在武昌中和门(即现起义门)内的工程营革命党人，虽枕戈待旦，但始终不曾听到传达起义记号的炮声。

　　10月10日晨，得知军事指挥部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同志被害，革命党人莫不悲愤填膺。

　　举义两次未果，总指挥部领导成员有的被捕，有的牺牲，有的不得不出走，形势十分紧迫。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举义求成。

　　在总指挥部瘫痪、革命可能夭折情况下，分布在新军下层的革命党人继续联络发动。工程营熊秉坤与几位同志商定，借用膳机会分别通知各队代表，决定于10月10日晚7点，由工程营首先鸣枪为号，一举起义。

　　起义时间既定，革命党人整装实弹以待。傍晚，第2排排长陶启胜带护兵2人查铺，发现第5排正目金兆龙荷枪实弹，形迹可疑，便上前要夺金兆龙的枪，双方发生争吵。

　　革命党人程定国急向陶头部猛击一枪托，陶见势不妙，慌忙逃下楼去。正在暗中巡回观察情况的熊秉坤见状，心知有变，便开枪击中了陶小腹，并随即向空中连放三枪，表示已经发难。按照原计划，革命党人和起义士兵首先抢占楚望台(新军军械仓库)。

　　湖广总督瑞敝和第8镇统制张彪闻革命党人举义，即调兵阻止起义官兵抢占军械库，镇压起义。

　　首义后，熊秉坤以革命代表身份召集工程营官兵讲话，发布了10项命令，宣布起义军为“湖北革命军”，以清督署为最大攻击目标。

　　金兆龙接命令后，立即率兵经中和门迅速向南湖迸发。张彪知革命军必联系炮队响应，电话命令第32标标统孙国安转告队官楚英带兵2队布置要道拦阻，在长虹桥与金兆龙相遇，激战数分钟，楚英以兵无斗志而退走。金兆龙率兵继续前进，到南湖阅兵亭，又与南湖马队哨兵交战数分钟，马队士兵自动退走。

　　金兆龙突破两道障碍，到达第8标炮队后营门(现解放军武汉基地指挥部军械士官训练大队驻地)，这时南湖炮队已响应起义。

　　金兆龙即与炮队程国祯、蔡汉标等谈城内革命军盼炮队进城如大旱之望云霓，唯独夜间不便驾驶，商由两方同志与士兵拖炮三门迸发城内。

　　南湖炮队革命党人和士兵群情高昂，在革命党人李作栋、邓玉麟等发动下，300余士兵簇拥12门大炮向中和门挺进。

　　城内城外各营革命党人和士兵斗志大振，积极投入战斗，并分别在楚望台、蛇山、凤凰山修筑炮兵阵地，清湖广督署受到南湖炮队的猛烈炮击，轰毁督署的府房屋多间。

　　清官兵魂飞魄散，湖广总督瑞敝率卫兵一排，携家小细软，慌忙打穿督署后垣，由文昌门逃上“楚豫”号兵舰，仓惶逃遁。

　　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爆发。黎元洪坐镇协司令部一一第四十一标和三十一标同驻的左旗营房。

　　黎元洪得知驻塘角的二十一混成协辍重队纵火起事时，即下令禁止官兵出入，并亲率管带、队官巡视营门，加意防范，又用会议形式，集官长于一室，借以拖延时间。

　　黎元洪将四十一标全体官佐召集到会议厅，目的是防止他们发生哗变。然而此时军心动摇，黎元洪也无法控制。

　　这时，他也清楚地认识到革命形势发展与自身将来处境息息相关。

　　10月11日，首义革命党人、湖北诸议局议员和绅商代表共同召开联席会议，集议革命不能群龙无首，当务之急是要马上请出一位德高望重、为国人所熟知的领导人，组建军政府。

　　署名“鄂军都督黎”的布告是贴出去了，但是，这个都督却变成了“泥（黎）菩萨”，像木偶似的呆坐着，不言不语，甚至不吃不喝。

　　一些革命党人看到黎元洪这样顽固，感到自己不能不将领导革命继续前进的任务挑起来，因此，由蔡济民提议组织谋略处，作为筹划和决定军政大事的机关。

　　大家推选蔡济民、吴醒汉、张廷辅、邓玉麟、高尚志、徐达明、王文锦、陈宏诰、谢石钦、李作栋、黄元吉、吴兆麟、蔡大辅等任谋略。

　　当时，胡瑛已被从武昌狱中接了出来，也参加了谋略处。谋略处在10月11日晚于谘议局开始办公，作出了如下一些重要决议：

　　（一）湖北革命领导机关定名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北都督府，设于谘议局；（二）称中国为中华民国；（三）以本年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四）都督暂用黎元洪名义，布告地方及通电全国；（五）革命军旗为十八星旗；等等。

　　建立谋略处表明了革命党人建立领导核心的企图，但是，这个领导核心一开始就具有临时的性质。革命党人仍在对黎元洪“劝驾”，准备随时把最高权力移交给他。

　　同时，谋略处和军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也不明确。很快，它的作用就被不断成立的其他机构挤掉了。

　　当晚十时，原三十标一营管带郜翔宸，啸聚旗兵多人，进攻谘议局。李作栋、邓玉麟等带着黎元洪到蛇山脚下躲避，黎要求回私宅一行。甘绩熙、李翊东指挥担任守卫的陆军中小学、测绘学堂学生反击，郜部被击败。

　　李翊东又把黎元洪接了回来。第二天，黎元洪的态度仍然如前。有时，革命党人去看他，黎就自言自语地说：“我的脑袋被你们这些人送掉了！”然后就一言不发，盘膝闭目。但是，由于武汉三镇全部克复，胜利消息不断传来，黎元洪的心眼终于活动起来。

　　特别是有人用“黄袍加身”的故事来启示他，这就在他面前展现了一个极富于诱惑力的天地。

　　于是，10月13日，沉默不语的“泥菩萨”忽然开口了，他同革命党人聊起天来。有人责问他为什么还留着辫子。

　　黎元洪说：“你们说要去辫子，我也有此意。从前我在军中曾出过‘剪发听便’的通令。你们明天叫理发匠来，将我的剪去就是。”

　　第二天，黎元洪果然把辫子剪掉了。天真的革命党人一个个因此而兴高采烈，他们哪里想到，不开口的都督开口之后，摆在自己面前的矛盾和难题更多。

　　和黎元洪不同，汤化龙、胡瑞霖等很忙了一阵子。他们胸前挂着标明职衔的白布条子，在军政府中进进出出，显出很热心的样子。

　　但是，他们却日益对革命党人鄙视起来。军政府的机构和人员不断增加，忙乱现象也随着发展，出现了“人人都能作主，人人都不能作主”的现象。

　　这自然是汤化龙等所看不惯的。13日，汤化龙留日时的同学黄中恺访问汤和胡瑞霖。

　　汤唯唯诺诺地不表态。胡则谓“秩序棼乱，行同草寇，万非吾辈所能合作”。显然，胡的态度也就是汤的态度。黄不同意他们的意见，说是：“正赖我辈文人为之治理。”

　　于是，汤、胡、黄、加上前候补知县舒礼鉴四人一起去见黎元洪。黎声色瘖暗，拱手低语说：“余以武人素不习民事，革命又起仓卒，其中多非余所素识，公等皆乡中优秀分子，务望出而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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