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女主持人安澜的介绍，原来这两位老者是上一部最佳纪录片里的主演。

　　当他们两个站到这个舞台上时，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二人的激动。

　　最佳纪录片的提名影片一共有十六部，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大多数入选该奖项的提名影片一般不超过五部。

　　更加让叶凡震惊的是，这次最佳纪录片的提名里面竟有一些独立电影人的纪录片。

　　这些都是曾经金鸡奖颁奖典礼，从未出现过的状况。

　　其中有一个纪录片让叶凡注意到了，那就是由周彤导演，花费整整六年时间拍摄的一部纪录片《活着》。

　　除了圈子里面的人，很少人会知道周彤这个名字。

　　叶凡最为佩服的就是，拍摄人民真实生活的导演。在他的心里，拍纪录片的导演都是伟大的导演。

　　为了一部好的纪录片，他们要融入到纪录片角色的生活之中。

　　就像是体验派的演员在拍戏，极有可能会陷入到他人的悲惨生活之中，走不出来。

　　很多搞纪录片的导演，都或多或少有些心理疾病。见了大多社会中的黑暗，难免会陷入其中。

　　这部纪录片《活着》，他一共记录了六个普通市民的生活。

　　分别是老光棍农民、妻离子散的工人、做特殊生意理发店女郎、曾经是罪犯的乡村教师、吃不饱穿不暖的山区儿童、八十多岁的赤脚医生。

　　通过他们六个人的角度，来阐述不一样的人生。

　　若不是周彤把这片子拿到了金鸡奖颁奖典礼上面，估计很少人能看到那样的生活，甚至以为那样的生活，在三四十年前就已经消失掉了。

　　在屏幕的画面里，根本没有任何的拍摄技巧，观感上是异常的真实。

　　纪录片从某种意义上就像是史记，只不过是以镜头的方式，记录下这些人物的历史。

　　这部纪录片时长有四个小时，相比于共同提名的其他纪录片，这部片子显得极度冗长，在每一处都透露出真实和粗糙。

　　叶凡是没有看过这部纪录片的，等到有时间的话，他一定会看看这部优秀的纪录片。

　　出现在颁奖典礼屏幕上的，是一个农民做饭的片段。

　　在大屏幕上，极度昏暗的灯光下，农民穿着肮脏的衣服，坐在一堆黑漆漆的干草灰上，烟尘四起。

　　镜头色调极其灰暗，你能够听到导演周彤的咳嗽声。

　　这位农民全身上下都是脏兮兮的，抬头纹上的沟壑全是泥土，那张脸似乎从来没有被清洗过。

　　他随手抓了一把柴火，添进灶坑里，两个眼睛无神的盯着空洞里面的火焰。

　　就那一个瞬间，那一个眼神就像一把利剑刺入了叶凡的身体里。

　　剧情里面显示这个农民无妻无子，由于父母早逝，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就没钱找媳妇。

　　再加上样貌长得比较丑，就一直在打光棍。

　　现在的他，种着几亩地的玉米，这些就是他收入的来源。

　　在导演一问一答的话语中，你在这位农民的身上感觉不到任何的绝望。

　　因为他这个人已经无望了，活着对他来说就是一件非常随便的事情。

　　对于他来说，活着已经成为了消耗品，而不是生命中的必需品。

　　“活着，没什么意思，我现在只想等死。”

　　这个是剪辑里的最后一个画面，不知道为什么，叶凡看到此情此景总是被触动到了。

　　纪录片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恐怖的电影，因为他讲的都是真实的故事。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黑暗，世人所看到的都是光鲜亮丽的表面，很少有人愿意去挖掘那些埋藏在深处的黑暗。

　　而纪录片导演就是要把自己置身在黑暗之中，他凝视着深渊，并且时刻有被深渊所吞噬的危险。

　　叶凡很佩服这位叫做周彤的导演，看着乱糟糟的燃起的火苗，与此人无神的目光，都透露着生活的一种无常与无奈。

　　当你对比起其他的纪录片时，你就能够明显感觉到二者之间的不同。

　　首先在镜头方面来看，其他的纪录片都透露着现代的感觉。

　　而周彤的那部纪录片，如果他不告诉你的话，你真以为这是三四十年前的片子。

　　选入此次最佳记录前提名的，有记录学生们的高中生活，有记录都市人民的无奈，也有记录炎夏日新月异的改变。

　　叶凡觉得，这些纪录片拍的大体都不错，都是很有意义的片子。

　　当然这些纪录片里最让他震撼的，仍旧是那部《活着》。

　　就如叶凡所料想的那样，此次的金鸡官方把金鸡奖颁给了这位叫做周彤导演。

　　这个导演佝偻着身子，不知从哪一个角落站了起来，戴着一个残破的眼镜，整个人都充斥着颓废的感觉。

　　他的眼睛里没有任何的光芒，不知是因为自卑还是什么原因，他的头一直往下低，眼珠里面散发着一种死气。

　　叶凡相信，被震撼到的人绝不只是他一个，估计很多导演都被这一部纪录片给吓到了。

　　伴随着大家的掌声，他走上了舞台，他接过沉甸甸的金鸡奖。

　　在话筒前面，他是那样的镇定。

　　会场很安静，他的声音很小。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这部纪录片会获得如此重大的奖项，在此，我感谢炎夏电影协会，感谢炎夏文联。”

　　“拍摄纪录片有20多年了，在我刚从炎夏电影学院毕业的那个时候，我有幸看到了一部老导演的纪录片。”

　　“我被深深的震撼到了，这部纪录片讲述的，是一个艺术家的一生。”

　　“那个时候的炎夏纪录片凤毛麟角，没有人愿意去拍，这种不需要任何镜头技术的片子。”

　　“没有青年人愿意的话，那我就当第一个吧。”

　　“经历了诸多的变故，我最后决定把我的镜头对准那些社会的底层人民，想要把他们的生活状态表现出来。”

　　“在我27岁那年，刚走出校门不久，我就扛着一台最简易的机器，去拍摄底层人民的生活了。”

　　“而纪录片里的那位农民，李大哥，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因病去世了。”

　　“他才五十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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